我要说的倒是另一面，那就是尽管对物质因素的理性尊重日益渗进了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这却并没有把他引离开对精神病态的关注，甚至反而强化了这种关注。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尖锐地指出：“暴露幽暗者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在谈到忍受的时候又说，如果深入去挖掘中国人的忍从：“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在受苦，而是明明知道，却不愿反抗；不但自甘于当奴隶，还憎恶提醒他的人。鲁迅这时候还用这样的眼光去打量群众，谁能说他改变了观察“国民性”的基本角度？恰恰相反，越到晚年，越意识到统治者的暴力压迫，他对奴隶意识的探究越加发展到令人战栗的深度。感受习惯的旧神对他影响太大了，他把对物质作用的重新认识都当作了校秤的砝码，他郑重地列出它们，不过是为了更准确地判明民族的精神畸形。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把精神作用看得很重的人。

这就是说，鲁迅始终没能突出那条矛盾的深谷，有时候还仿佛愈陷愈深。感受习惯和逻辑判断的分歧，对病态的精神现象和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的认识分歧，最终都造成了他整个理性意识的分裂。因为理性本身的复杂性质，一个心灵丰富的艺术家产生理性的分歧，本来并不奇怪。但是鲁迅理性意识的分裂竟有如此尖锐，却实在令人忧虑。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固然还只是刚刚沾上一点逻辑推理的边，那从社会信仰和功利意识出发的对人民的抽象肯定，却也远远不能消除他对精神病态的过分敏感。他极力说服自己去依靠大众，却偏偏多看见他们张着嘴的麻木相；他想用文章去唤醒他们，却越来越怀疑他们并非是真的昏睡。这就好比已经上了路，却发现很可能方向不对，到不了目的地，他怎么办？

还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鲁迅就写过这样的话：“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旦其首矣。然为基督宗徒，则身被此名，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难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他已经向黑暗进攻了，要想不泄气，就得寻一样精神支柱。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先驱们是向人的理性，向建筑在这理性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寻求支持，他们的旗帜上写着“人”。这以后，启蒙者的身份逐渐由贵族变成平民，“人”也就逐渐演变为“人民”，由抽象发展成了复数。但鲁迅却没有先驱们的这份信心。他的感受习惯使他经常不相信复数的人。他从阿Q们身上看到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奴性。他本能地就要从相反的方面去寻找支持，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不是人，而是魔。他十八岁的时候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家乡的：“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他还以离群索居的意思，取了一个“索士”的别号。既然亚当们不一定会如梦初醒地随他而起，他就得准备独自一人奋斗下去。如果他们甘愿被圈在伊甸园里当愚民，那他就只有背负撒旦的恶名了。他在这时候把个人和撒旦等同起来，说明他已经敏感到自己不但必然是先驱，而且多半也是牺牲。这是怎样深广的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