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本》内容看到，陈独秀关于汉字的学识，殊为惊人。他在这方面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不是把眼光只盯在一字一词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自然就博大精深，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他不仅广究博引，从大量的古籍中，从地下发掘的实物中寻找根据，而且精确考证，从而发现新的真理——既能说出此字的历史形成过程，又能详析它的特点、本义和引申义，等等，含义丰富而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如对鬲、鼎、曾、复、呙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至于对《篆文》《甲骨文》《金文》《说文》等古代文字学著作研究和运用，更不用说了。

可见，这部书稿凝聚着作者多么巨大的心血。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部珍贵书稿的撰述，不是学者、教授在条件优越的书斋中悠然进行的。本书的前奏《字义类例》是在反袁斗争失败后“静待饿死”的绝境中完成的；本书的起始作《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是在狱中进行的，那时，既没有上街买书和到图书馆中查索的自由，精神上又受着各种折磨；晚年撰述本书，又在病贫交加之中，以致到去世还没有完成，自然还没有修改定稿，锦上添花。但是，即使如此，该著不仅在当时就得到如上述著名文字学家陈钟凡、魏建功的赞扬，也得到现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直到1987年，文天谷教授还认为：“仅就他三部著作（即《字义类例》、《实庵字说》、《小学识字教本》——引者）达到的总的水平来说，恐怕目前还没有能超过的。”文天谷：《汉字并不难认、难记——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但这部书稿的命运，与作者的命运一样坎坷。书稿写到“抛”字绝笔，是意味深长的巧合。早在1939年，在国民党教育部所属的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陈独秀的好友台静农得知他在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就介绍该馆约请陈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5000元稿费。后来，陈独秀就把已经自成体系、可以单独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了编译馆，嘱先行出版。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见稿十分赞赏，在1940年5月13日，向教育部报请陈独秀续编学生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申请再向陈独秀预支5000元。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报告上批示：“前稿（指教师用《中国文字说明》——引者）已否交来？照发。”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