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还未完成，已经得到了一万元的预支稿费。但是，他的“无功不受禄”的清高精神，由于发生了他与陈立夫之间关于书名的争执，在他去世前“教师用”的“前稿”却未能完成和出版，“学生用”的后稿自然也未动手。所以他嘱家人不得动用这万元预支稿费，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陈独秀致魏建功的信》，1941年9月19日，《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2001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时，将附件部分删除。

教育部长陈立夫看了陈著，也赞扬备至，同意出版：“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扬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阁下己见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但对《小学识字教本》这个书名，认为“实属程度太高”，要求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教育部陈部长致陈独秀先生函》，1941年10月11日，影印件，该书编辑小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第270页。

陈立夫起的这个书名，自然有点俗气，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而自认为是独创的精品之作、追求高雅的陈独秀却不能接受，回函说：“许林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教本，意在便于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后，不加诠释，绝无高深之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实庵先生复陈部长书》，1941年10月13日，该书编辑小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第271页。

显然，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媚俗，有点书生气的执拗。到1942年2月，陈独秀在坚持己意的原则下，退而求其次，致函编译馆负责人陈可忠：“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分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再过虑而忽之。”《陈独秀致陈可》，1942年2月26日，该书编辑小组《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第273页。

对此结局，热情此事的陈可忠也甚为遗憾，为有所弥补，很快遵陈之嘱，把《教本》油印了50册，分赠学术界人士，特别是对“小学”有研究的学者，包括陈独秀的朋友如章太炎、梁实秋、王抚五等。此事由当时寓居四川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和魏建功主持，使这部珍贵之作得以存留下来。

经过几十个春秋的国共两党封锁、冻结和压迫之后，1971年，梁实秋保存的一部教本油印稿，在台湾首先影印出版并再版。但碍于国民党政治，书名改为《文字新铨》，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前言，却没有“陈独秀”的作者名，陈作的序自然也不用了。此事从政治上考量，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梁先生对此书的出版采取了十分严肃的学者态度。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影印本初印五百册，较原稿缩小。其原来模糊之字迹经重描后虽已经清晰，但相形之下，原来清晰因系油印，反而模糊。且其中有若干处亦有因油印及重描而致讹误者。为便利读者经赵友培教授就影印本加以校阅改正，后请李立中先生费十个月时间将全稿重描，使之清晰无误，并决定照原样十六开本再行影印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