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情，当代中国的史学家、言官、帝师和皇嗣子的监护人都曾反复强调，那就是，明朝之所以由弱而朽，最终亡国，原因在于太监体制对朝廷及官员的腐败影响。有关这个教训，几个世纪以来，有大量以最为经典的方式写就的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谏章呈达君主，尽管其大多数的作者是从那些能够左右君王的太监那里得到的官职，并且还指望通过他们得到拔擢。就中国官场语言由道貌岸然的陈词滥调与模棱两可的行话所织就的那张老得掉渣的破布而言，这些奏疏通常无非其中一角而已（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而在慈禧皇太后治下，这种弊端愈演愈烈，所占比例大得惊人，但她却乐于在这场复杂的闹剧中扮演角色，郑重地赞赏那些无畏劝谏者所表达的观点，同时对其亲信太监和家仆的罪行大发雷霆之怒。

当然，对于这种罪恶的制度以及随之而起的弊端，也有严肃而雄辩的批评；事实上，在过去五十年内，任何名副其实的改革者，都会将废除宦官当作使中国跻身于文明强国所必须采取的先导措施。毋庸置疑，1898年政变的首要原因之一，就是总管太监李莲英对光绪皇帝的忌恨（光绪在若干年前竟然下令将他杖责），以及他不无理由地认为这位皇帝打算改革北京政府，致力于整顿宫廷，并废除太监。至于义和团运动，已经清楚地证明，这名声名狼藉、权势通天的宫廷内侍，站在排外运动一边，运用其所有的分量，对女主人施加了巨大影响，如果正义得以伸张（也就是说，若无俄国使团的包庇），他的名字一定会被置于辛丑和约“黑名单”的前列。此处陈述李莲英在近年这两桩国家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道貌岸然的陈词滥调，通常表达了一种真实而广泛存在的怨恨，而御史所唱的高调，得到了各省不满与厌恶的深沉低调的回应。因此，进步而爱国的汉人（例如袁世凯与唐绍仪，他们懂得保持这种野蛮的中世纪制度多么严重地贬抑了中国在世界眼中的地位），以及本国媒体的异口同声，反复敦促朝廷摒弃太监，而听政者也表赞同，但这样做无疑很难，甚至有可能是危险的，这就是这些“逢迎拍马之徒”所行使的权力。早在1906年，《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讨论了早日废除宦官的可能性，将之当作地平线上灿烂耀眼的许多改革措施之一。然而，按照在中国仍然很有分量的汉人守旧派的看法，有几百年的先例和论据可以援引于赞成早在基督教纪元开始很久以前就逐步形成的一种宫廷体制，这种体制与中国公认的一夫多妻观念相吻合，并承认与国民祖先崇拜的宗教相关的皇位合法继承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在周朝之初几代圣王当政的黄金时代，国家组织中没有阉人的地位。后来，在周朝衰落的封建割据时期，孔子以反对的态度指出他们的危害，于是人们可以援引圣人的权威来反对太监及其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