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忆在苏州做化疗的8个月，犹如一场梦，又犹如一首诗。

那是一个噩梦，因为随着化疗疗程的持续，白血球降到了最低点——1900，不仅肠胃，全身功能都衰退了：血压低、血糖低、贫血，头痛头晕的日子十有八九，严重时就像躺在漂浮的小船上；颈椎病、腰椎病时有发作，一发作就连翻身都要丁炳昌帮忙；牙齿已松动到一触即掉的地步，吃任何东西都囫囵吞枣，而这又加剧了腹泻；胸闷气短、胸背疼痛也经常光顾——这是冠心病的初期征兆。

想想那个动手术前活蹦乱跳、神采飞扬的樊云芳，我常止不住伤心落泪。化疗药说穿了就是毒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吞噬我的生命。躺在漂浮的小船上，我一次次看到死神呼扇的翅膀。

但那又是一首优美的诗。只要身体稍好一点（一般在两个疗程的间歇期），我们就坚持散步。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蹒跚地穿行于大街小巷。走不动了，就坐一段黄包车（这种老古董大约也只有苏州才见得到了）；饿了，就随便进一个小饭馆，吃碗面；看到了喜爱的小东西，就买几件，分送、分寄给亲友。

8个月，我们几乎游遍了苏州的大小园林，几乎逛遍了苏州的各式商场，也几乎看遍了所有正在放映的电视剧。活了半个世纪，我们从未如此从容悠闲，如此享受生活，我和丁炳昌之间，也从未如此情意绵绵、生死相依。

而且我也有了与父母、弟妹闲聊谈心的充足时间——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我是父母的骄傲，是弟妹的偶像，但也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1990年年初，几个弟妹携带儿女到武汉来过大年，住了有20多天，但跟我聊天超不过30分钟，因为我一直住在长江航运研究院采访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除夕夜，从长航回来，我立即被市公安局接去采访，年夜饭是跟公安战士一起吃的。大年初一至元宵节，赶写《三峡工程论证始末》，日以继夜地写了36000字（后来在《光明日报》发了两个整版，在《新世纪》发了全文）。正月十六，弟妹们要回上海了，我送他们到码头，说：“明年再来！”小妹赌气地说：“来干啥，来了也见不到你！”

而现在，我们促膝长谈。我听爸、妈唠叨做酱牛肉的技巧，也跟弟妹交流生儿育女的种种欢乐与烦恼，姐弟们之间，从未如此相知相亲、心心相印。

此刻，只有此刻，我才明白，只拥有事业而忽略了家庭的人是不完整的。亲情、友情，是生活的基石，是人性最光辉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