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三年，我被化疗药严重损害的身体一点一点地修复。但有些功能是无法复原的，譬如牙齿，虽然又长住了，但连菜梗都咬不断，只有稀饭豆腐常保平安，一出差，别人热情招待你，你却眼睁睁看着一桌美味佳肴无从下筷。还有腹泻，极顽固，偏偏又是人造肛门，稍不小心就会弄脏衣服被褥，故对出差就有一种畏惧感。一个问题尖锐地摆在了眼前：我还能不能当记者？

当记者，要深入现场，当记者，出差是家常便饭。病前，我一年有3/4时间外出采访。但现在，我已不具备那样的条件。不深入采访就很难有精彩的报道，假如我重返岗位后报道的水平大失水准，还不如永远消失，让读者记住我最光彩的时刻。

但我现在刚50岁，难道就准备长期领着工资不写稿？是《光明日报》在我生命垂危时给了我最大的支撑，我就这样报答报社？也许这样做没人会非难我——毕竟是从鬼门关回来的人嘛，但我自己能安心吗？

说到底，还是个“名”字在作祟。名记者的光环就那么重要吗？不当名记者，当一个普通的记者又有何不好？最重要的是，我已从死神手里夺得了第二次生命，百倍地珍惜和享受这来之不易的每一天、每一小时，尽量用它再做一些自己喜欢的、有价值的事——这才是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