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死而复生”的我重新回到了《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朋友们感觉到这位原先的‘女强人’已变了个样子，不再像过去那样争强好胜咄咄逼人，而是变得超然了、宽容了、随和了，也变得温柔了，尤其是对她的丈夫丁炳昌。”浙江记者站站长叶辉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

是的，现在站在这里的是一个新生的我。这个我，对职称、职务、待遇之类的“身外之物”已经不大在乎，对待世俗的眼光，也尽可能淡然、释然、坦然、超然。

首先，我和丁炳昌来了个“交椅”轮流坐。生病前，我曾在湖北当过十年记者站站长，丁炳昌是妻子超高水平的“秘书”、“助手”和“贤内助”。而现在，丁炳昌成了（海南记者站）站长，我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他的“站员”，同时还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我很喜欢自己的新“角色”，一心想为他们父子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宁静的港湾。

我的两位“公子”，在我病前对我这个“女强人”妈妈很不感冒。老大虽然一见我就低眉垂手，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实际上母子间的单独谈话从未超过三分钟——做儿子的决心缄口无言，我这个老娘又如何能把“独角戏”唱下去？那个小的更好，一见到我的影子就一溜烟钻进自己房内，倒像是见到了“狼外婆”！可现在，很令我洋洋得意的是，我已经成了两个儿子的好朋友。

1996年初夏，即将步入高三年级的小儿子成绩单上一片“红灯”，令丁炳昌和我心碎。我权衡再三，推迟了已经列好提纲的两本书稿，转过头来全身心地帮助儿子。从每天的饮食起居到细微的思想工作，从聘请辅导老师到安排每周的复习计划，简直巨细无遗。一年又两个月后，小儿子以较理想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攀上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关键的“高度”。

大儿子本来已接到了美国某大学的入学通知，是我突然得病使他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那天从手术室里推出来，迷迷糊糊中我看到他守在病房门口无声地哭泣，我的心震颤着。“对不起，儿子，实在对不起——”我想说，但嘴唇翕动着就是发不出声来。现在，他已经成家立业，妈妈也成了他最亲密的“顾问”。“妈妈，你现在有空吗？”每逢接到他这样的电话，我就是再忙，也会立即放下手头的事。他在海南时曾经营一个棕榈园，我就时时处处留心收集棕榈资料，母子俩一谈开棕榈，就必定是口若悬河，每每要等丁炳昌一声断喝才会住嘴。我还常到他的苗圃去，观察种子不停地育成苗，苗一天天长大，真是妙不可言，其乐无穷。

每年春节前后，丁炳昌和我都会细心地列出一张名单，按照名单我们发出一封又一封信件，接到信的朋友——他们极大多数已经离退休——都很开心。有一封回信这样说：“我把这封长信从头到尾看了四五遍，一面看一面开怀大笑……我知道你们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让我高兴（注：一年前她的丈夫因病去世），谢谢你们还没有忘记我。”是的，我现在不仅更爱自己的亲人，也比以往更乐于向每一个遇到困难的朋友伸出友爱之手，哪怕只是写一封信、寄一张生日卡表达真诚的问候。

但我还没有修炼到可以超凡脱俗。1997年春天，我代替“丁站长”去参加省里的农村工作会议，与会者有百人之多，到县里参观时，带“长”的都安排两人住一间客房，而我这个年过半百的资深记者，却被临时“塞”进一间已被两个年轻“长”占据的房里睡“加床”。一丝尴尬，一丝不快，一丝受轻视的感觉使我简直想离会而去。但转眼间又释然了：“值得吗？为这点事！”回来后，我采写的一篇通讯登了头版头条。丁炳昌翻开报纸笑眯眯地说：“水平高低在其次，心境平和、大度了，我佩服。”我还给他一个：“呸！”

每年11月17日——动手术的日子，我们都会“验收”那张“灿烂的单子”，已经兑现了的事，钩了去——那是生活的馈赠；还没来得及做的，要抓紧做，因为谁也不能预测生命何时会离我们而去。但不管遇到多大的不幸，不管处于何种逆境，都要勇敢地面对，笑比哭好——这是生活教会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