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前私家收藏之风尚不显著，隋时有杨素一人，藏有《佛林国人物器样》和《鬼神样》各两卷，《外国杂兽》二卷，《颍川先贤图》一卷。至于唐初收藏家亦寥如晨星，仅萧瑀数人而已。武则天时期的宰相王方庆，为王羲之后人，在女皇征集书画名迹时，王方庆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十通书翰进献。武则天十分喜爱，让人用“双钩填廓法”精心临摹后，将真迹归还王方庆，临摹品收藏在内府。此临摹帖人称《万岁通天帖》。自盛唐以后，收藏之风炽热，涌现出一批收藏家，钟绍京、窦缵、李造、席巽诸家鉴藏已名重当时。钟绍京尚书爱好收藏，不惜破费，破产求书，曾经花费几百万贯巨资，方才买到王羲之行书五张，却没能买到王羲之一个正楷。窦蒙提供许多名迹不是荟萃在钟绍京家，就是藏在颍川窦缵处，或是为补缺席巽所有，或归右史李造宝玩，而陈闳、韩滉则以画名兼富收藏。中晚唐鉴藏之风仍炽，张嘉贞祖孙世代为宦，从事古书画收藏，其子张弘清开罪宦官魏弘简，奏明他家秘藏历代珍品，于是宪宗李纯下诏令其献交宫廷，张芝、钟繇、索靖、王氏父子以及六朝名家法书真迹，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郑法士、杨子华、展子虔诸大家绘画巨制共计30余件，皆是赫赫名迹。

盛唐之后的私家书画收藏热，在唐初已经打下基础。据《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的记载，当时为唐太宗的书画监掌、押署的官员有20名，显然这一行人就是皇室以外的第一批绘画消费群体。其中，参与押署、时任宰相的魏征就“富有图籍，多有虞、褚旧迹”，令后来长于画鹤的外孙薛稷从小耳濡目染，备受熏陶。这一行20名官员几乎全部是唐太宗身边地位显赫、权重一时的大臣，如前后任宰相的就有魏征、高士廉、长孙无忌、杨师道等。由于这20位极富鉴赏力的京城要员同时在官僚集团中甚至在民间都具有深广的影响力，而书法、绘画的收藏还具有体现身份、地位及文化修养的特征，这就不能不引得下层官员甚至文人学士竞相仿效。

《历代名画记》还记载：“许询、逸少经年共赏山泉；谢传、戴逵终日惟论琴画。……大父高平公(即宪宗时宰相张宏靖)与爱弟主客员外郎(张谂)，……约与主客，皆高谢荣宦，琴尊自乐，终日陶然，士流企望莫及也。”达官显贵“终日惟论琴画”的行为，也促使邻近的下级官僚士大夫纷纷效仿，不惜重金购取字画，追求闲达、雅致的生活方式。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宫廷疏于搜访字画，使民间书画收藏少了皇室这一强势的争夺者。如唐代的《大唐传载》记载，元和中，尚书省郎史数人在省中纵酒并谈及平生各自的爱尚及憎怕时，众人皆言平生好尚图画及博弈。唐宪宗时任翰林学士的李肇在《国史补》中也说：“长安风俗，自贞元(德宗年号)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服食。”更有甚者，在唐外国人也习染其风，“贞元末，新罗国(今朝鲜)有人于江淮以善价收置(周昉画)数十卷持往彼国”。

唐末五代内府收藏丰富，民间鉴藏之风颇盛，鉴藏大家辈出，以后梁的赵喦和刘彦奇最为著名。赵喦为后梁的驸马都尉，好绘画，尤精鉴赏，在唐末被推为至鉴。他一生致力于古书画的收藏，凡有人售书画于他，总能得到比其他人高得多的价钱，以致四方画商，不辞劳苦，纷纷携书画赴他处售予之，时号“赵家选画场”。他一生购藏书画多达5000卷。刘彦奇为梁千牛卫将军，喜画竹，其鉴赏力可与赵喦抗衡，他除了搜求购买精品书画以外，还常以“借”的名义，将复制作品给别人，自己留下原作精品。至今人们把擅长书画鉴定者称为“眼睛”，溯其来源，就出于当时刘彦奇被时人称为“唐朝吴道子之手，梁朝刘彦之眼”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