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在《我的生平》中强调，在过去的青春年少时期，一直到他1829年欣赏威廉明娜·施罗德-德乌里安特演唱的歌剧《费德里奥》（Fidelio）为止，“对他而言，从事音乐都是次要的事”，研究音乐，被笼罩在他的文学兴趣以及由他对希腊的极度喜爱而引起的对神话的兴趣的阴影中。“毫无疑问地摆在我面前的是，我是注定要当作家的。”作为这样的作家，他从1826年至1828年创作的怪异的五幕悲剧《洛伊巴尔特》（Leubald）以最高的要求脱颖而出，一方面，这部悲剧是按照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的方式创作的，具有骑士剧的痕迹；另一方面，这部悲剧是一种莎士比亚拼缀作品。瓦格纳在童年时就为莎士比亚而痴迷着魔。对他而言，莎士比亚毕生都是文学史上处于核心地位的星辰，这一点可以通过瓦格纳第一部戏剧作品的汇编式的人物特点和情节特点得到充分的证明。根据他的自传性的报道，他曾经打算，根据贝多芬谱曲的《哀格蒙特》（Egmont）这个音乐的典范，给这部悲剧配上一段戏剧音乐，然而，这段戏剧音乐没有保存下来，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痕迹。这当然也符合他的自我描述，根据这段自我描述，他的音乐兴趣是逐渐由文学兴趣发展来的。后来，尼采因为这段自我描述，怀疑瓦格纳天生的音乐天赋：“在我们伟大的音乐家中，没有一位在28岁时还是一个像瓦格纳这样蹩脚的音乐家。” 尽管这段评价如此成问题，但是，尼采在他的《不合时宜的观察》第四篇中的判断，对瓦格纳的教育经历而言，却是十分恰当的：“没有严格的祖传家教的艺术训练来限制他：绘画、诗艺、戏剧、音乐作为学术教育和学术未来如此接近地向他走来；目光短浅的人会认为，他天生是搞业余爱好的。”

年轻时，瓦格纳就很鲜明地表现出对自由运动和革命的积极兴趣，他这样表达了对“希腊解放战争”的社会责任感：

我对希腊的爱，就源于对当下局势发展过程的关注，这种关注曾令我欣喜兴奋，也曾令我痛苦煎熬。这种爱激发了我极大的热情，后来，我投入到古希腊的神话与历史中。我记得，我后来在希腊人抗击波斯人的斗争中，总是能重新感受到希腊人抗击土耳其人的起义的印象。

在瓦格纳看来，希腊的当前和过去是一个整体。作为尼古莱中学的高中生，据说他甚至“用希腊语创作了一首合唱，为了当下希腊的自由战争。” 还有，“波兰人抗击俄罗斯统治的自由战争”“也以与日俱增的兴奋”填满他的胸膛。1836年创作的《C大调波兰序曲》（Ouvertüre in C-Dur Polonia）还成为他1831年到1832年为波兰兴奋欣喜这种心境的余音。以下事件极大地吸引了瓦格纳：1830年巴黎的七月革命，凑巧由上演丹尼尔·弗朗索瓦·艾斯普里特·奥柏的歌剧《波蒂奇的哑女》（La Mutte de Portici）——瓦格纳曾深入地研究过这部歌剧——突然产生的比利时革命（1830年）及其后果。他在《我的生平》中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描绘。

瓦格纳为他的姐夫，即露易丝的丈夫，出版商路德维希·布鲁克豪斯，校阅一部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的清样，恰好在这段时期，巴黎又爆发了革命，甚至部分地出现了同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