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9年纪念歌德一百周年诞辰的筹备阶段，报刊上发表了由德国著名艺术家和学者撰写的呼吁，“要求进行一次普遍的、德国的歌德纪念活动”，这项要求的目的是，成立一个全国性机构，旨在促进各种艺术的繁荣。这项呼吁鼓舞并启发李斯特策划他的广泛的、在很多草稿和修改版中流露过的宏伟规划，即一个设立在魏玛的全国艺术基金会。李斯特勾勒出一个崭新的“各种艺术的奥林匹克竞赛”，应该公开设立竞赛奖项，正值每年在各种艺术中交替举行的竞赛期间。当然，这项计划炮制于具有充满厄运的政治意义的那一年：正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失败的那一年。成立歌德基金会的呼吁，试图在德国普遍的情绪消沉的黑洞中，点燃一线希望。既然德国各个君主政体的国家认同感在政治上无法实现，那么，人们至少应该建立文化方面的认同感。

随着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里举行的国民议会的结束，德国问题在政治上还没有日暮途穷，奄奄一息，尽管拥护共和政体的解决方案现在没有被列在议事日程上，而这充其量不过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案。在心灰意冷、希望幻灭的拥护共和政体者的心目中，现在进行的普鲁士的联盟努力，唤醒了对一种二者择一的解决方案的希望，在这种方案中，魏玛应该起关键作用。通过召集由普鲁士发动的联盟议会前往埃尔富特，这种解决方案直接成为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大公国的一项国家事务。这时，李斯特对歌德基金会的构想正是时候。一个在柏林召集的委员会实际上赞同李斯特的建议，并且计划在1850年的歌德诞辰纪念日这天，正式成立“歌德基金会”，由于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人们无法实现这项计划。取而代之的是，瓦格纳的《罗恩格林》在歌德诞辰纪念日这一天首次演出。

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失败之后，埃尔富特联盟议会想要制定一项宪法，关于在普鲁士领导下的一个小德意志王国。埃尔富特联盟议会从1850年3月20日到4月29日举行。这时，适逢瓦格纳的《唐豪瑟》在上演，大公爵夫人玛丽亚·鲍洛弗纳邀请埃尔富特的议会代表欣赏这部歌剧，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唐豪瑟》在这里真的作为“国家歌剧”被展示出来，在大公国的自我描述的意义上，在虚构的瓦尔特堡中，大公国看到，这是对它的权力领域的反射，希望德国各个君主政体结成一个联盟。这当然是一个自相矛盾：偏偏一个被警察局通缉捉拿的叛乱者的作品，应该扮演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角色。奥地利坚决抵制这个组建联盟的计划。在沙皇的支持下，奥地利于1850年11月在《奥尔米茨条约草案》中，强迫普鲁士放弃联盟政策。这样，作为联合起来的德意志君主政体的精神纽带，歌德基金会也就丧失了它的政治基础。

1849年，在法国著名的《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上，李斯特第一次宣布歌德基金会，这个事实表明，李斯特的想法具有怎样的文化跨度。后来，李斯特把这份草案扩充为他的专题报告。最后，他在1851年又由此写成了他的著作《论在魏玛的歌德基金会》（De la Foundation-Goethe à Weimar）。在法文版第一稿中，瓦格纳就已经作为基金会的关键人物发挥作用。 后来，由于瓦格纳这位被通缉追捕者的革命活动，李斯特掩饰了这一点。李斯特悄悄地把瓦格纳同席勒联系起来，当时的法国国民代表大会在共和国的第一年，授予席勒荣誉公民权，把席勒视为“人类与社会的朋友”。李斯特以完整的规模重现了由罗兰和丹东签署的证书，为了继而在书中描述席勒与瓦格纳之间很深的亲和性。很显然，他是为了解释：魏玛古典文学两根支柱中的一根，也有革命的根基，就像现在的瓦格纳一样。在魏玛，他试图使瓦格纳“有权进入宫廷”，正如席勒当年也被赐予这个权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