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与瓦格纳对一种现代的君主的理解（正如他在其文字和文章中传播的那样），发生了深深的裂痕。系列文章《德国的艺术与德国的政治》（Deutsche Kunst und deutsche Politik）（1867——1868年）也表明了这一点。他把这篇文章投给了《南德新闻报》（Süddeutsche Presse），这是尤琉斯·弗略伯尔主编的报纸，在国王的资助下创办，作为“大型的政治报纸”。在这篇文章中，瓦格纳提供了德国乃至欧洲艺术史的一个广泛的全景图[这里有知识渊博的展望，比如展望“黄金时期”（Siglo de Oro）的西班牙文化和19世纪的法国文化，他令人惊讶地高度评价巴尔扎克（Balzac）的《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这幅文化肖像在第13篇文章中的一个乌托邦里达到顶峰，这个乌托邦并非在国家社会的秩序之外，而是在这个秩序之上，这是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意义上的一种“审美的国家”（从瓦格纳青年时代起，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就属于构建他的知识基础的著作）。瓦格纳所写的内容并非涉及席勒审美思想中的一种理想类型，而应该是国王在社会顶级建立的一种真正的“修会”，一种在由“实用主义目的法则”确定的“国家与社会组织”之上的理想机构，并且在“仁慈”的空间定居落户，在这种机构中，“王国的理想的意义”才得到表达。

国王位于这个修会的最高位置，该修会应该直接与民众联系，它取消迄今为止的贵族在那些理想的机构中的特权和作用。在此很明显，瓦格纳又试图力排众议，排除困难，以贯彻实施他在1848年撰写的革命演讲《共和制的追求如何面对王国？》中的观点。如果说，他在那篇文章里还要求取缔贵族，为了有利于王国和人民之间关系的直接性，那么，他现在试图把贵族提升并净化到王国的理想空间，通过改革的途径，把改革作为一种理想的上议院，这种上议院飘浮在国家社会的利益空间之上，但是，与在革命演讲中一样，这种情况都意味着，实际上取消了他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与社会的观点立场。现在，在这种理想的上层社会中，戏剧应该安家落户，并且通过取消进行商业运作的上演保留节目的剧院，使戏剧有可能从“真正的民间精神” 中获得重生，正如瓦格纳在他的文章的第一部分中试图记录的那样，戏剧所有伟大的现象，都产生于这种真正的民间精神。

只有通过演出的“非凡卓越”，剧院才能达到它的最高的意义：在一种专门为音乐节建立的剧院中，上演乐剧节目的思想。

在此，观众与剧院交往中的商业倾向本应该完全被取消：观众不应该再由这种需要引导：在经历白天的劳作疲惫后，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观众应该由这种需要引导：在一种很罕见地回归的节日之后，在精力分散之后，集中精力。观众带着这种需要，迈入这种特殊的艺术建筑体中，它地理位置偏远，远离观众习以为常的、每天晚上为了戏剧娱乐而逃向的庇护所，这种艺术建筑体特意仅仅为了超凡卓越的、被免除商业倾向的节目演出这个目的开放，为了在最高贵的意义上，在此忘记他们的人生疲惫，为了这艺术建筑体的最高目的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