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瓦格纳进行所有的“努力，力争得到对方的恩宠”（captatio benevolentiae），俾斯麦却始终无动于衷，他甚至觉得，没有必要给瓦格纳回一封信，哪怕只写一行字。俾斯麦显然并不在乎在瓦格纳的眼里，他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大帝”完全相同，而这种相同其实对他的名声是很不利的。瓦格纳仍然不放弃。1875年12月，他再一次努力，请求来自柏林的援助。这一次，瓦格纳收到了俾斯麦一个简短的答复，这位帝国总理在回信中根本不像上次见面时那么和蔼可亲，而是干脆拒绝以任何方式向瓦格纳提供赞助。俾斯麦说，瓦格纳应该最殷勤地向德意志帝国议会求助，而不是给他这位日理万机的人不停地写信。瓦格纳自己在他的文章《回顾1876年舞台节庆演出》（Rückblick auf die Bühnenfestspiele des Jahres 1876）（1878年）中暗示了他的所有这些努力，然后，瓦格纳最后得出结论：“我不久就对帝国、内阁（总理！）感到厌烦了。” 1888年秋天，在瓦格纳去世五年后，科西玛再一次打算尝试得到新皇帝对拜罗伊特音乐节的资助。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她的努力都是徒劳无获的；在给皇帝的一封书面表态中，俾斯麦再一次果断地拒绝这种扶持，称之为值得深思熟虑的先例。

在他所有的旅行和为未来的担忧中，特里布申一再为瓦格纳构成一个撤退的地方，具有理想的、田园风光的特点。在后人的眼里，特里布申岁月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界的事件就是瓦格纳与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年）的友谊。尼采第一次遇见瓦格纳是1868年11月8日在莱比锡，在东方学者赫尔曼·布洛克豪斯的家里（他与尼采的妹妹露易丝结了婚）。在此前几个月，尼采才经历了作曲家瓦格纳的“突破”，在那以前他感觉这位作曲家是陌生的。1868年10月27日，尼采给他的朋友即后来重要的古典语文学家艾尔文·罗德写信，说他在音乐会上听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前奏和《纽伦堡的工匠歌手》的序曲之后，“我无法做到批评地、冷静地对待这种音乐。”“我身上的每根纤维、每根神经都在抽搐，我很久没像在听上面提到的序曲时那样，有一种如此持续的心醉神迷之感了。”

而在尼采10月8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一句话吸引了托马斯·曼一辈子，是的，在托马斯·曼看来，这句话囊括了尼采的全部本质。这时，尼采还没有通过超人学说和权力意志学说，臆测脱离自身：“在瓦格纳的思想中让我感到惬意的内容，也是我在叔本华哲学中感到惬意的内容，那就是，伦理的空气、浮士德式的芳香、十字架、死亡和坟墓。” 偏偏“十字架”的这种伦理的气息，后来被尼采——考虑到《帕西法尔》——以自相矛盾的方式，称为他与瓦格纳分道扬镳的最深层的原因。1868年，尼采还完全按照叔本华的精神，阐释瓦格纳，而且在叔本华的精神中，他和瓦格纳感觉彼此找到知音：尼采在1868年11月9日致信罗德时说：“与他进行一次关于叔本华的更长的谈话”成为瓦格纳和尼采在布洛克豪斯家里第一次见面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