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视尼采这个年轻的语文学家为他的艺术的一个忠诚谦恭的追随者，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所以，他试图把尼采笼络联系到自己身边。1869年年初，尼采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副教授。半年之后，1869年5月17日，在圣灵降临节星期一，尼采正式到特里布申登门拜访：这是他与科西玛·冯·比洛的第一次见面。科西玛感觉，他的这次来访如此惬意，以至于她邀请尼采，5月22日在瓦格纳生日这天再来做客。但是，尼采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谢绝邀请。尼采本人没有到特里布申，取而代之的却是那封著名的信，尼采写给瓦格纳的第一封信，这是他在瓦格纳56岁生日这天写的，这封信可以与席勒于1794年写给歌德的那封伟大的生日贺信相媲美，虽然并非从有智识的等级来看，而是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系的创建性记录文献。尼采以这个句子开头：

我多么长久地就已经打算，毫无任何胆怯地一下子说出来，面对您，我感受到怎样程度的感激；因为，实际上，我的人生的最好的和最崇高的瞬间，与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您的伟大的精神兄弟阿尔图尔·叔本华，我以同样的崇敬，是的，以宗教的意义（religione quadam）想到他。

尼采把他与瓦格纳的关系置于一种仿佛三个人的氛围中：瓦格纳与尼采之间父亲与儿子的关系，生活在叔本华的“圣灵”中，并且通过这种“圣灵”维持生命。根据瓦格纳的艺术观，构成全体信徒的这个倾向，他把自己划归“幸运的少数人”（pauci）——我们今天会说“幸运的少数人”（happy few）——只有他们，才能在天才的全部深刻中，领会大师的“天才”。在尼采第二年的生日贺信（1870年5月21日撰写）中，他把自己比喻为歌德《浮士德》第二部中“山谷”那场戏的“升天童子”，并且把瓦格纳比作“类天使长老”（Pater seraphicus）和古希腊的圣地向导，把人们引向神秘境地：“但愿您一直保持您在过去的一年里对我的意义，当我的向导，引导我，进入艺术与人生的神秘学说中。”

尼采继第一次到特里布申做客之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共有22次到特里布申拜访，他成为这里的座上宾。而尼采第一次拜访时，就完全赢得了科西玛的信任，使她继尔又邀请尼采第二次到家中做客，尽管尼采做客的时间，适逢科西玛要临产的那几天，但对尼采计划中的来访，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1869年6月6日，齐格弗里德（昵称菲狄）出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不久就考虑，给予他们年轻的新朋友尼采一个家庭的纽带环节的角色，即，让他担当他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儿子的导师和教育者。在齐格弗里德出生期间，尼采正好在特里布申。瓦格纳在1870年6月4日致信尼采时臆想着，这“似乎给我的儿子带来了好运。” 我们可以从科西玛1869年11月5日的日记中读到：

理查德……抱起齐格弗里德，跟他玩儿了很长时间；他对我说，“我们将来不得不把齐格弗里德送人，在他成为男人的时候，他必须来到其他人中间，那时，他必须了解逆境，扭打着玩，顽皮不听话，否则，他就会成为一个耽于幻想的人，或许会成为愚侏病患者（crétin），正如我们从巴伐利亚国王的身上可以看出的那样。”“可是，送到哪里呢？”“到尼采那儿，因为尼采将会成为教授，我们会从远处看着，就像沃坦在旁观看齐格弗里德的教育一样。”他可以每周两次到尼采家里享受免费午餐，而我们每周六期待着汇报。”

对瓦格纳的乌托邦思想而言，这是一个典型的表达：教育学的乌托邦，但是有非常具体的行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