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瓦格纳迁居到拜罗伊特之后，尼采越来越成为瓦格纳家的稀客。由于空间的距离，这倒可以理解，但是，在经历了节庆演出剧院的奠基仪式这个高潮之后，在瓦格纳为捍卫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而与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伊伦多夫展开公开论战之后，发生了尼采与瓦格纳之间越来越大的个人疏离。瓦格纳当然还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来熟悉的方式，与他这位年轻的朋友尼采交往。在1873年天主教的万灵节这一天，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了他的《著作与文学作品全集》一共九卷，还附上了一首充满幽默的得意心情的小诗，而尼采偏偏是没有什么幽默感的人，所以，瓦格纳的得意心情在尼采这里几乎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第九卷还包含瓦格纳写的公开信，针对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伊伦多夫的诽谤性小册子。

我急迫收集起来的内容，

都塞进九卷中，

里面讲的和结结巴巴说到的内容，

什么事在进行，停止或者悠荡摇晃，

宝剑、木棒和木槌，

简言之，在弗里彻出版社

成为呐喊、噪音或者尖锐刺耳的声音的，

我统统送给我的尼采，

但愿这给他带点儿好处来！

在瓦格纳的家里，瓦格纳夫妇开始为尼采担心，不仅担心他作为语文学家的声誉，而且还由于他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由于他的性格变得忧郁（正如科西玛表达的那样，“他愁眉苦脸”）。1874年4月4日，瓦格纳开玩笑地对科西玛说：“他得结婚，或者写一部歌剧。”在4月6日写的一封热情而吵吵嚷嚷的信中，他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建议，尽管这建议听起来很幽默，但是在它的背后，暗藏着瓦格纳对此的疑虑：尼采显然缺乏性爱的接触。瓦格纳在4月6日这封信中，还同时开玩笑地批评尼采，说他与拜罗伊特越来越疏远了。

瓦格纳真诚地关心尼采的职业和个人状况，尽管所有这一切，在瓦格纳的家里，对尼采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这些不满的情绪主要是由此引起的：尼采写信的时间间隔很长，而且，他越来越节制与瓦格纳夫妇的个人交往。很明显，尼采越来越封闭自己，以此对抗瓦格纳的个性强势，尼采试图逃避爱的拥抱，这种爱的拥抱有剥夺他的自由和创作的独立性的威胁。1872年，尼采没有参与瓦格纳一家在拜罗伊特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在瑙姆堡，他与母亲和妹妹一起欢度圣诞节。这时出现了他与瓦格纳严重的不愉快，1873年3月2日，尼采在致信盖尔斯多夫时写到：

此外，上帝知道，我多么经常地给这位大师以推动：我每次都一再感到奇怪，而且我根本就搞不清楚，原因到底在哪里。……我根本无法想象，人们如何能够比我更多地，在所有主要事情上，都对瓦格纳怀有一片赤诚，而且能够比我更深地被他折服。……但是，……通过一种确定的、对我来说必要的、几乎应该称为“保健性质的”放弃，通过放弃越来越频繁的、亲自参与的共同生活，我必须为我自己选择一种自由，真的仅仅为了，能够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维系那种忠诚。

似乎是尼采的这种敬而远之，使得科西玛·瓦格纳担心，尼采会“背叛”他们，早在1871年5月11日到8月3日的日记中，她就已经流露出这种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