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会唱那首歌，但从没想到会在如此屈辱的情况下教父亲唱歌。他唱一句，父亲学一句，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淌个不停，父亲也老泪纵横。

就这样，16岁的刘长乐在学校里还强装镇定，继续当红卫兵的头儿，带着一帮小孩响应支工、支农、支商的号召，跑到百货商店去帮人家卖东西。有一天，一个同学突然跑来说：“有张大字报你要不要看？”

“写的什么？”

“我不敢说。”

他知道不好，拔腿跑去看，一眼看到妈妈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称她为“历史反革命”。

十几岁就当地下交通员的妈妈也被打倒了。

刘长乐如当头挨了一闷棍，呆在那里动弹不得。他的心很痛，母亲在单位挨批斗，心上顶着这么大的事，却从没给家人讲过，还想着不让家人担心，不牵连孩子。

他这才想起来，这一段时间，妈妈每天回来很晚，神情疲惫，一言不发。

刘长乐从小是个孝子。当时，他们家住在北京辟才胡同中组部的宿舍楼，母亲在白堆子上班，来回坐公交车。只要天下雨，他就扛着雨伞去接妈妈，因为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到家，有时会等很长时间。妈妈看见他，总是搂着他的肩膀往回走，他呢，就挺起腰板，努力像个男子汉。

后来妈妈又经历了许多折磨，被剃了阴阳头，但是回到家里还是装作啥事也没有的样子。刘长乐憋了很久才小心翼翼地问：“妈，你没什么事吧？”妈妈说：“没什么事。”

再后来，妈妈生病住院，红卫兵却说她是装病，冲到医院要看她的病历。刘长乐急了，戴着拳击手套冲出去说：“谁敢动我妈，我就跟谁拼了！”

但是，病重的妈妈还是被造反派用沙发抬着，拖到单位挨批斗去了。

父母亲被“打倒”，刘长乐从来没想过要跟他们划清界限或者反戈一击什么的。他从那一刻起，从“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