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当时她还没有进到那一步。最早，她的计划是卖帽子，尽管该由谁来投资她的业务、她将在哪儿生活，始终都是问题；还有，她是否已经彻底放弃了巴勒松。多年之后，她告诉马塞尔·黑德里希：离开霍亚里越之后她仍然与他见面，而他也总是向她表白爱情。“我们会一起进午餐或晚餐 —艾提安，男孩和我。艾提安偶尔会说他想自杀。我对自己说：‘你得让他们俩解脱。你去投塞纳河吧！’”

另一个情节不那么激烈的版本，更侧重于卡柏和巴勒松之间关于该由谁及如何资助香奈儿的谈判。对莫杭，香奈儿是这么说的，巴勒松从阿根廷回来时带了一袋子已经变质的柠檬，送给她当礼物。这件事意味不明，不知是巴勒松是在以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表达某种象征意义，或是香奈儿自己虚构了像是一个隐喻的坏了的柠檬，抑或她不过平铺直叙地说了一次真话。从她对莫杭的叙述中，

唯一可能确认的状况是，他们三个人的关系仍然混乱不清：“有眼泪，有争吵。男孩是英国人，他理解不了这些。全都乱了套。而他却很有道德感。”

面对黑德里希，香奈儿把自己描述为三个人中最不知所措的那个，一个不懂得大哥哥们的博弈的小女孩。“我只是个小姑娘，”她总是坚持她是与卡柏一起庆祝 18岁生日的，那时她已经和他一起到了巴黎，“我身无分文。我住在丽兹饭店，每件东西都付过钱了。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情况。巴黎社交圈都在议论。我完全不了解巴黎的社交圈。它太过复杂。只有‘妓女’才会被包养。我知道这个，人家教过我这个。我对自己说：‘你准备像她们一样么？一个被包养的女人？这多么可怕！’我可不愿意。”

她愿意的是由自己来赢取她的人生。经过冗长的谈判，巴勒松和卡柏最终达成一致，分摊可可的启动资金，支持她的帽子生意，而在此之前，她已经为自己和朋友们（以及朋友的朋友们）做过帽子。在她的首批客户里，有埃米莉安娜·达朗松、苏珊娜·奥兰迪和嘉柏丽尔·多兹亚，这些后来成为女演员的交际花们开始在舞台上、在杂志上展示香奈儿的设计。卡柏承担经营成本；巴勒松也贡献出他在巴黎的落脚点，位于马勒谢伯大道的单身公寓。她告诉黑德里希：“他们决定给我一个地方让我做帽子，就像给我一件玩具似的，他们想：‘我们随她玩儿，等着瞧吧。’他们不明白这对我有多重要。他们是大富翁，是玩马球的人。他们完全不理解走进他们生活的这个小姑娘将要做什么。而这个小姑娘，

也完全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将发生什么。”

看上去可可那时很有可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或至少她开始按部就班地部署自己的计划；她那时其实已经将近 30岁，但她却一直强调她的年轻和天真，也许这更证明了她内心的迷茫不安，而非某种不诚实。毕竟，在这两个说爱她，对她却像对宠物的男人身边，她的地位并不清晰稳固，令人担忧的问题始终存在。他们对她的真实感情是什么？能够持久不变么？如果没有他们她还能自食其力吗？又该让哪一个伤心离去呢？

她唯一坚定的信念就是投身时尚。就像在霍亚里越时，可可仍打扮得像一个年轻的修道院姑娘或是学童，她做的帽子摘除了所有让她觉得妨碍她灵敏思维，甚至仿佛要压垮女人的赘饰，没有无用的褶边，也没有艳俗的装饰。她的作品并非完全原创：她先在老佛爷百货商场选购式样简洁的平顶草帽，然后再自己点缀上丝带，这些作品非常别致。“没有什么东西比繁琐、累赘、故作气派的装束更让一个女人显老的了，”她在晚年曾对克劳德·德雷如是说，依然戴着年轻时的那种小草帽，“我一直那么穿着，像一个还在上学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