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她也注意到他身上一种残酷的本质，他的画也让她感到不解和疏离，“这些隆起的肌肉，人物丧失理智的扭曲模样”。很多年之后，她回想起来，觉得塞特和他的画作依然可怕，然而具有某种吸引力。“一个巨大的地精，他的驼背就像一个神奇的背篓，装着金子和垃圾，俗气透顶兼品味超绝，高人雅士却又令人作呕，钻石和大粪，善良和虐待狂 ……”然而正是塞特（“锯掉鹳喙”的这个人）和米西亚（这位“爱情的寄生虫”）把香奈儿从卡柏死后的悲痛中解救出来。在这次古怪的意大利之旅期间 —两个人在度蜜月，另一位在哀悼死去的情人——香奈儿有一天去了教堂。“一天，我去求帕多瓦的圣安东尼让我停止悲伤。”她对保罗·莫杭说。

“当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我在教堂里，面对着圣像，圣像左侧是一些威尼斯海军将领的精美石棺。我前面的一个男人，额头抵着石板地：那是一张非常悲伤而俊美的面孔，既坚毅又痛苦。这个精疲力竭的额头那么疲倦地抵着地面，以至神迹竟然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是个胆小鬼，我想着，多么可耻啊！我怎么敢以我那迷途孩童的忧伤，来跟这个人的沉痛相比呢？我的生命才刚要开始呢！我身上立即充满一种新的能量。我又鼓起勇气，决心活下去。”

这幅“迷失孩童”的自画像似乎不太匹配米西亚和荷西·马利亚三人行的这幅图画 —当然了，每当她对莫杭提到与艾提安·巴勒松或者“卡柏男孩”的关系时，她总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天真小姑娘。她看起来依然年轻，她甚至引领了当时那股“假小子”的时尚风潮，《Vogue》杂志也赞美她掌握了“青春永驻的秘密”。在这次 1920年的意大利之旅，她已经 37岁了。她没有很热心要过这个生日，要不她就很可能泄露自己的真实年纪，而她想对自己的岁数含糊其辞。“卡柏男孩”死了，被他俩视如己出的外甥安德烈远在他乡，在博蒙特的寄宿学校上学，接受绅士教育。（说到“卡柏男孩”的女儿，卡柏的遗孀黛安娜已经带着幼小的女儿安返回英国，并在 1920年6月，香奈儿参加塞特的蜜月旅行的几个星期前，生下第二个孩子，一个遗腹子）。假使香奈儿想要扮演“迷路小孩”的角色，她的演出绝对带着成年人的狡猾。

那时候，香奈儿与米西亚之间已经暗中开始角力——倒不是为了争夺荷西·马利亚。就在意大利旅行的那个夏天，香奈儿默默地见证了米西亚和迪亚吉列夫之间的深厚友谊。在威尼斯，她听见他急着筹钱把 1913年首演时几乎引起暴动的芭蕾舞剧《春之祭》重新搬上舞台。钱，或者说缺钱，一直是迪亚吉列夫的难题。俄罗斯芭蕾舞团是迪亚吉列夫的生活重心，他像疼自己孩子一样倾注了所有的热情。（如果说他把舞团当做孩子来疼，那么他与几位舞星从尼金斯基到塞尔吉·里法的火热关系，可以说是乱伦吧。）或许香奈儿在最初有被排斥在外的感觉；无论如何，在她向保罗·莫杭描述米西亚和迪亚吉列夫两人时，有点吃醋的味道。“米西亚和迪亚吉列夫形影不离；在他们之间，是一种招人议论、温情脉脉、爱恨交缠、迷雾重重，处处充满着陷阱的感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