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是一支用封建纲常、程朱理学武装起来的，历经数百战的顽军。咸丰七年（1857年）王錱战死，余部由其亲属、部将统率。左宗棠一到长沙招兵，“诸王皆从之”，这就使楚军有了主心骨。由崔大光等另募的3 000多人虽是临时招募而成，但其中也有不少久经战阵的老兵。所以楚军成军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并非乌合之众；加上将弁们与左宗棠的特殊关系，所以就成为左宗棠手中一笔可靠的资本。这支楚军从派系上说，是湘军的一个支系。

诸将皆募得楚勇，全军募足预计人数6 000人，定名为“楚军”。“楚军”的名号传出，曾国藩听后便不同意，“湘军”的称呼是后人叫的，当时称为“湘勇”。“勇”与“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是清朝的“制兵”，即正规军；而湘勇不是正规制军，而是团练募得的民兵，表示因战争发生，地方召集民兵守护地方，是临时性的，待战争结束即行解散。而金陵被攻破后，湘军也的确被解散了。

但左宗棠开始便自称“楚军”。曾国藩仍让左宗棠称“楚勇”，可左就是不听。他说：“既然是皇帝让召募，就该是大清朝的军队，就该称军！”

“楚军”的名号响亮，召募起来更顺利。无知者认为左宗棠真是皇帝钦命的大将。有知者明知左氏违背体制，但也没有办法说服他的牛性子。

左宗棠之所以不愿沿用湘军名号，是因为他向来不甘屈居曾国藩之下，决心自辟乾坤。在楚军组建过程中，他也确实总结和吸收了湘军的经验教训，从而使楚军具有一些不同于湘军的特色。

在士兵来源上，左宗棠改变了楚军兵勇的籍贯构成，其所部多为“沅、湘、沣、资之产”，即士兵来自湖南各府县，而不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者。左宗棠认为，曾氏兄弟的招兵方法有很大弊病，“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实在不高明。在营官的选用上，曾国藩的选材标准是“第一要才堪治民”，他摒弃旧绿营兵将弁和一般武夫，各营“悉以文员领军”，即所谓“使儒生领农民”。这些封建士人一旦羽毛丰满，就会像左宗棠那样另立门户。因为按照清朝职官制度，文员积功擢升，可由州县、道府、两司而巡抚、总督，自行开府统管一省或数省军政。其实际权位可以很快比肩甚至超过仅有侍郎虚衔的曾国藩。连曾国藩也哀叹这些人‘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一脚下盘旋”。左宗棠则吸取了曾国藩的教训，在选任营官时是“以勇敢朴实为宗”“多用武人”。在最初的营官中，除亲兵队长张声恒系农村三家村塾师出身外，其他如罗近秋、黄少春等均为湘军勇丁出身，朱明亮为地方团练小武官出身。他们大都是以“骁勇”见长的“武夫”。论官职，最大的是副将，其余是游击、都司、千总等，以后积功升一迁，最高爬到提督，依然归督抚节制，也就只能在左宗棠“脚下盘旋”。唯独营务处（相当于后世的参谋长）由义员主持。正职王开化，系王錱从弟，由他总理全军营务，副职刘典、杨昌浚，都是与左宗棠一样恪守程朱理学的“诚笃廉谨之士”。这是出于管理军队和参谋军务的实际需要，但每遇要事，还须由左宗棠“独断”，权力仍在他这个主帅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