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军在将弁构成上的这个特点，其好处是不致因为部将自立门户而削弱力量。以后左宗棠转战各地，所部皆能随征。但是，其部属后来能晋升高级官职的很少，所以在湘淮系的派系争夺中，左宗棠一系的政治势力最小，致使左宗棠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常处于寡助无援的境地。在编制上，采取营、总哨、旗等多种形式，新军四营基本上按照旧湘军编制，每营官兵500人；四总哨，每哨官兵320余名；老湘营四旗，每旗官兵360人；另立精锐八队，每队25人，作为主帅的亲兵，又每营旗配置长夫200名，担运军需。楚军的长夫比湘军每营营夫多20人，其目的在于可使军队行动迅速，不致过多地骚扰地方，减少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各营战后减员时，可随时从长夫中去挑选补充勇丁，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招募工作一开始，左宗棠就规定，“火勇、长夫等各须一律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及酗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这些做法，大体上仿照曾国藩创定的湘军营制，又兼采王錱制定的“老湘营”旗制。

这样，楚军就形成了混杂的编制，可以各随其习，各扬其长。此外，关于将弁待遇，营官“坐粮每月二千五百余，行粮每月二千八百，散勇每名每月四两二钱（火勇一钱，长夫一钱），召募成军，每月口食钱每名百文”。召募经费、军装以及一月坐粮、一月行料总计约需银六七万两，均由湖南巡抚拨款。

六千楚军成军后，总管营务由王开化担任，宁乡刘典和湘乡杨昌浚分别担任副手。其实，他们三人正是楚军的开山大将。

杨昌浚（1826—1897），字石泉，号镜涵，又号壶天老人，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初九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神童乡丰乐三十八都。他自幼家贫如洗，其父亲杨仲明是乡村的普通手工艺人。道光十五年，他9岁时母亲病丧。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杨昌浚往左氏芭蕉山馆拜罗泽南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和武艺。咸丰元年（1851年），他考中生员。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他跟随罗泽南在籍组织团练。咸丰四年（1852年）夏天，他跟随罗泽南转战湖北；十月，罗泽南率湘军所部攻太平军于田家镇对岸半壁山，杨昌浚逞勇先登，罗部接连攻下广济、黄梅，杨亦“积功”为训导（县学教官副职）。咸丰六年（1856年），他与刘蓉在家乡办理团防，升教授（府学教官）；这年，他父亲去世，回家守孝三年。

杨昌浚跟着左宗棠干了几十年，为之出了大力气。杨为新编的楚军管后勤，当时湖南已被多年兵战弄得公私尽枯，但左宗棠说，他个人可以节俭，而军队不能缺少花销，官兵的饷俸不能少于湘勇。

湘楚等团练军队的饷源国家全不负责，曾国藩为军饷吃尽了苦头，但湘军的待遇确实很高。绿营军虽是国家的正规军，守备部队每兵月钱一两，作战部队一两五钱，骑兵月俸二两，而湘军士兵月俸六两，将领更高，“将五百人者则岁入三千，统万人者岁入六万金”。左宗棠也想与湘军一般，但很难做到了，由于多年战争，地方上的钱已枯竭了。杨昌浚苦搜苦刮，才给士兵凑足月钱四两多，这个数也不算少了。每月全军的开销也要七八万两，巡抚骆秉章和杨昌浚拼命搜刮，才勉强维持。军队的困难，让左宗棠感到苦楚，也养成了他的勤俭习惯，使他的楚军上下较为廉洁，这也是想贪没得贪的客观现实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