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猜到老板辛普森会留我做正式工，却没想到他要我做管带；虽然猜到他要给我涨工资，却没猜到他要给我涨这么多。

领到1100美元薪水的第一个月，我马上跑到邮局给我母亲汇了一笔钱。想象着母亲收到这笔钱后，可以买些药治一下哮喘，可以吃一顿大餐，还可以翻修一下破破烂烂的房子，让我在陌生的俄勒冈有了很多慰藉。

车在美国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没有车就像人没有腿。1979年，来美国一年多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一辆7000多美元的全新道奇奥姆尼（Dodge Omni），花掉了我的全部积蓄。奥姆尼车型早已停产，以现在的眼光看，它方方正正，一点也不流线形，显得很“古董”，而且只有暖气没有空调，但是，我非常喜欢它，爱不释手。刚买到车的第一个月，晚上睡不着觉时，我就会一个人开车出去兜风。这辆车陪伴了我6年，甚至到离开萨勒姆到了丹佛的最初一段时间，它都一直陪着我。

做了管带以后，空闲时间稍微多一点了，我想充实一下自己，我的身份是交换学生，即使按照签证的要求，也应该去上学。我把这个想法跟辛普森先生一说，他马上同意了，还推荐我到离家很近的一所当地的社区大学先去读语言预科。我的英语水平虽然比刚下飞机时有了一点进步，但直接上大学还是远远不够的，读一个语言预科，对我而言是个必要的起步过程。

在美国，学生可以灵活地安排日程表，我报了中午前后的两节课，一星期上三次。上课的日子，我大概6点钟起床，先到牧场把所有动物喂好，挤完牛奶，捡过鸡蛋，做好早餐，给老人们准备好日常药物，给来上班的同事布置好工作，就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完两节课已经是下午，赶快回家，从同事那里接班，准备晚饭，收拾卫生，帮有需要的老人们洗澡、散步……等老人们都休息了，晚上11点多钟，我开始温习功课、写作业，一般都要凌晨1点左右才能睡觉，有时作业比较多，就要写到凌晨2点多。虽然累，但是一边挣着“大钱”，一边上学念书，很快乐。

一直在老人院待着，我平时的交流就是跟老人们的只言片语，还有辛普森夫妇。辛普森夫妇知道我口语不好，会刻意说得比较慢，再加上我自己努力学单词，3个月下来勉强可以跟他们交流了。可不出去不知道，一出去吓一跳，跟其他移民坐在一个教室，虽说是语言预科，但我的基础实在太差，在这一堆外国人里面也只能当哑巴，大半时间只能干瞪眼，看着老师和其他同学一会儿眉飞色舞，一会儿又大惊失色，特别是当老师讲了笑话，全班哄堂大笑时，只有我愣愣的。

我决定给自己开小灶，通过辛普森先生在教会里的好心人的帮忙，找到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答应到老人院来，每周为我上三次课。六七个月后，我终于能慢慢听懂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了，而且变成了班上积极发言的学生。

开始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

1980年7月，我被萨勒姆本地的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录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我选择了摄影专业，那时我觉得摄影很有趣，美国那么多美景，我应该都拍摄下来，给自己留作纪念，也可以给家人朋友看。

这些苦我觉得并不可怕，甚至不觉得它算得上苦。当你的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同时又怀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时，就是人生最黄金的阶段，越累越幸福，越苦越快乐。

真正的烦恼，在于对未来方向的不确定。摄影的确很好玩，但它毕竟是富人的游戏。一是那些高端的相机、镜头、镜架，冲洗费用，还有各种采风需要的旅行费用，都注定了穷小子要提高是几乎不可能的；二是摄影这行毕竟算是艺术，所有搞艺术的行业都有个共同特点—只有极少数有非凡天赋的那些人能出人头地，剩下的99%则连吃饱饭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