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入研究何应钦历史活动中这条反共主线，不能不同时研究他的对日观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纵观何应钦对日观的形成和发展变化，不难发现，他的反共和对日妥协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因果联系。但他不是因恐日才反共，倒是为了反共而亟谋对日妥协。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受降和遣返，其间除以汪精卫集团为代表的汉奸卖国贼外，何应钦一度被视为国民党内妥协、亲日暗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不是决策者，只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执行者。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他积极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国民党既坚持抗日，又积极反共路线的制定者和推行者。虽然在武汉失陷前夕，他与蒋介石直接参与了与日方谋和的秘密谈判，但总体来说，他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及其军政活动，仍应加以肯定；抗战胜利后，他又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怨报德，对日本侵略者“以德报怨”，利用日本降将降兵反共。

综观何应钦的一生，他大量的反共、对日妥协活动的主观动机，自然源于其阶级本质，但除了私欲、情感和国民党当权集团对他的影响外，还应该承认，何应钦也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独立、自由、富强、繁荣的。尽管他因反共和抗日战争前后的对日妥协而负罪于历史，但他一生中也曾有过光荣的经历和闪光的思想点，有他作为炎黄子孙，坚持一个中国和中国统一的一面。

在辛亥革命中，他曾经是一个爱国者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一定程度的拥护者。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折前后，他表现了较强烈的反帝爱国热情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的渴求，是贵州新文化运动向群众爱国实践运动转化过程中虽不彻底但却积极的鼓吹者，是五四时期贵州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动者之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对黄埔军校的教练工作和革命军的创建尽了力，对广东革命基地的巩固也不无功劳，特别是在两次东征中战功卓著。在革命的三民主义影响下，在高涨的革命洪流中，他也曾激荡起反帝反军阀的热情。在北伐战争中，他虽有替蒋介石保存实力、投机取巧之嫌，但确实不乏战绩。

何应钦自1930年就任军政部长以后，直到1944年冬卸任，历时近15载。以中国之大，积弱不振，加以新老军阀长期混战，他主持军政所遇到的困难，的确为世界主持军政者所罕见。他对国民党军的建设，对中华民国军制、兵制的完善及国防力量的加强，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等，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虽然在武汉失陷以前仍然幻想谋和，但毕竟没有脱离中华民族神圣抗战的营垒，能坚持抗战到胜利，与汪精卫之流公开投敌的汉奸卖国贼不可同日而语。

去台以后，何应钦在“反共复国”的主旨下，对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提出过一些积极的建议，进行过一些努力。特别是他始终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及“一中一台”的阴谋。虽然他顽固地坚持极不现实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强调中国应该统一，却是与蒋经国时代台湾当局调整大陆政策的前提相吻合的，也是为所有炎黄子孙所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