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尔后漫长的军政生涯中，何应钦好比国民党军的大管家。管家要善于对主子察言观色，永远不能独行其是和喧宾夺主。这一点，一般说来，何应钦是能掌握分寸的。他还有一点是任何总管之类的角色所难以做到的，即不在主人周围培植自己的私党，不擅自移转所守护之物。这不仅博得蒋的放心、欢心，更能在大多数时候游离于国民党的派系漩涡之外；而真心党附他的人，也可以免去被主子猜忌的后顾之忧。

何应钦依附于蒋，得蒋信用，在国民党中央系与地方各派系的斗争中具有特殊地位。他既是国民党军中央系的第二号人物，却又不是江浙帮，与蒋无裙带瓜葛，而与川、滇、黔、湘、桂、粤这些曾同属西南军阀营垒的地方实力派有历史渊源及广泛联系。蒋之重用何，既可作为笼络非嫡系的招牌，还可驱使他在新军阀混战中火中取栗，而又避兼并异己之嫌。这是在蒋介石权力怪圈核心层人物中，别人所无法替代的。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以三代元戎、两朝老将的姿态，把对蒋介石的忠诚移之于蒋经国身上，忠臣良将是兼而有之。除了感情的延续外，他仍是为“正统”信仰和个人操守所驱动。

何应钦对社会、官场的普遍适应性与他个人生活作风、个性品格之间似有矛盾，如果机械地套用模型分析方法，似乎这矛盾的提出本身就因矛盾对立而不能成立。

这对矛盾的表象，是受周围的人推崇备至的宽厚的处事待人之道和勤勉敬业的工作作风。他的严于克己的生活作风和某些深含儒家中和之道、确实值得肯定的个性，既是其与蒋关系的润滑剂，又是在权力角逐中不易成为众矢之的的护符。何应钦外在的优柔寡断、诚挚和内心的深含不露、工于心计能相辅相成。他在官场上和政治斗争中的世故圆滑、礼让谦退，与他的不大肆聚敛挥霍、洁身自守颇不协调。他没有恶习嗜好，但对周围的腐败蔓延、贿赂公行、狂嫖滥赌、巧取豪夺等现象虽有不满，却无可奈何，有时还故意放纵，以免结怨。这种社会环境与他个人崇奉的道德原则的冲突十分激烈，他要真正坚持个人认可的道德原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了自保并求得发展，他不能不表现出政治道德与生活道德的矛盾、对人对己矛盾的双重人格。他追随蒋介石反共起家，一切皆以反共利害为依归。在蒋介石面前，他一味顺从逢迎，很少立异执言；即使追权逐势，只想巧取不敢豪夺，故能侥幸避祸，保全禄位；而他对上谦恭，对左右和气，对朋友颇礼貌，对部下、学生均无架子，人缘颇好，亦能使部下替他卖力。他办事缜密，工作勤奋，循章依矩，不越雷池。有时亦身先士卒，能作表率。他追随蒋介石，“从一而终”。在CC派、复兴社、政学系之间，取超然之势，尽量回避冲撞。去台后，他与“大陆派”、“土著派”，亦皆结缘联谊。即使受到排挤，也能委曲求全，终能旋伏旋起，解怨释嫌，永享尊荣。

如果说何应钦一生军政生涯的轨迹主要是反共的话，那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主宰他思想、行为和导致他走上反共道路的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因素是什么？它是怎样与一条主线、两对矛盾衔接吻合的呢？

在何应钦身上，确乎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双重效应。何应钦自幼就接受了儒家纲常名教、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留学日本期间，他对中国儒学、印度佛教与西方近代文明融合而成的大和文化中的儒学之根，产生了强烈的认同与钦仰。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创生、演变和挣扎衰落及当今的扬弃发掘的四阶段，其对何应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不大。何应钦的青少年时代和开始军政生涯的黔军时期，正是清末民初传统儒家思想受到猛烈冲击而挣扎衰落的时代。他思想中既保留着传统儒学之根，但又兼收并蓄地接纳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