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所有在军阀割据混战时代的渔利者们一样，高扬起民国“正统”的魂幡，把儒家的纲常名教与攫权造势同时摆进心中的祭坛。五四运动前后，可以在何应钦身上看出这种旧传统几乎被新潮流吞没的迹象。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根基既深且厚，精华者绝不会泯灭，糟粕者也不会轻易朽烂。何应钦正是在承袭传统文化中初尝了权势之果的滋味，进而把富贵、宗族、独裁、虚伪、中和、袭故视为宦海竞渡的方舟。但他也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吸取养分，把恭敬、勤勉、忍耐、礼让、自律、洁身、养性等，作为待人处世、自我调适的内功。

进入黄埔军校以后，一方面，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君”、“臣”名分已经萌芽。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俨然以真传“正统”自居。忠君、正统观念和唾手可得的功利，使何应钦与蒋介石如胶似漆地粘结起来。另一方面，国共合作的形势、国民党中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斗争，使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在黔军时代有过从权势峰巅跌落隐痛的何应钦要避免重蹈覆辙，便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反共作为自己政治上平步青云的阶梯，把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自己在波谲云诡中不被伤害的护身符。中和之表、宽厚之貌、慎笃严谨掩饰了他内心深处的一切，使他博取了上司的信任、同僚的友好、下属的尊敬，最终猎取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势。虽然尔后何应钦皈依了基督教，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动力与惰性犹如地心引力一样，使他永远无法摆脱。

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效应与一条反共的主线、两对矛盾的交织，便塑造了何应钦之为何应钦的特殊形象。

何应钦已经逝世20多年了，台湾今日之国民党也非何应钦在世时之国民党。自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两岸史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在不少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或取长补短，或初有共识，或求同存异。但由于历史上造成何应钦研究中盲区、误区甚至雷区的原因仍有延续，海峡两岸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文化旨趣的差异，即使在信息时代，史料资源已可共享的今天，对何应钦其人其事的研究和评价各执一端者非仅一二。

复杂的政治、历史、人文背景，造就了复杂的历史人物。何应钦作为近代中国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军事人物，其所作所为自有它无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或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历史实践尚在进行之时，自然不能盖棺定论。而当何应钦作为历史人物进入研究者视野时，肯定其历史合理性或指陈它们的历史必然性，便有了可能与必要。因此，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把何应钦研究作为从事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切入点，也曾发表过引起争议的“一家之言”。笔者认为，在何应钦研究中影响面最大的问题，大约以“何梅协定”、西安事变中何应钦的主战动机、“攘外安内”、亲日派等最为关键。现将自己的研究结果综述如下，以期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