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主战是置蒋于死地，欲“取蒋而代之”的问题

1988年笔者在《论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第6期）首次对“取蒋而代之”论提出质疑，同年第9期《新华文摘》介绍了拙文的观点。在《何应钦传》的《前言》中，笔者更重申了前文的观点。199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办的《军事历史》杂志约请笔者再就“取蒋而代之”论发表意见，于是笔者以《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主战动机之辨析——对“取蒋而代之”论的质疑》为题，撰文发表于该杂志当年的第4期，后又收入《中国军事文库》。然而，众所周知的“取蒋而代之”论依然不可动摇，充斥于史著、教科书和文艺作品之中。为此，现将拙文的主体部分迁载于此，供读者评鉴采择，依然算作“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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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说何应钦的主战，是企图置蒋于死地并取而代之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蒋介石通过多年阴谋权术，虽然集国民党的党权、政权和军权于一身，但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和地方实力派人物仍时时想分噬其权，使他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论资历、声望、实力，何应钦难与汪精卫、胡汉民甚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相比。同时，自四一二清党反共到西安事变时，国民党中央系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若干次权力之争，均以反蒋者的失败告终。这是何应钦的前车之鉴。1927年8月，何应钦曾支持桂系逼蒋下野，后来又迟迟不发拥蒋复职通电，结果被蒋撤了第一路军总指挥的职，使他一直心有余悸。当时蒋介石曾针对他说过一句话：“没有我蒋中正，决不会有何应钦。”这句话一直是他的座右铭 ① 。他自黄埔军校起就追随蒋介石反共、兼并异己和对日妥协，并由此而权倾势重，这种经历使他必须与蒋介石“安危同仗，甘苦共尝”。1952年，何应钦在一篇题为《总统行谊》的演说中曾说：他追随蒋介石“将近30年之久，在这个期间，我一直和‘总统’推诚相处，精神上可以说没有一天离开过”。此话虽是自夸，但基本如实。在国民党官场中，何应钦是以忠顺谦和、四平八稳的“武甘草”著称，他没有自己的私人势力和能独立于蒋介石之外的军队；他的权力一任蒋予取予夺。长期寄生依附的惯性，使他在权力角逐中往往较别人多一些自知之明。何应钦不敢也不可能利令智昏到想取蒋而代之的地步。

第二，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内已决定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居正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至关重要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因副委员长冯玉祥在，连暂代之名义也未给何应钦，而由当时在南京的五个常委中的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三人共同协商军政事宜，军队则归何应钦指挥调遣。显然，就是蒋介石死了，其权力也必定是多人分而掌之，决不会全归于何应钦之手。况且，国民政府中的亲英美派和左派对何应钦早有戒心。12月21日，李烈钧曾对冯玉祥说：“有何某者，其人甚坏。”宋子文也曾说：“如介公不在，继任之人有问题。”李烈钧认为宋之所指即为何应钦 ① 。可见亲英美派和左派并无让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继任人的打算。再者，何应钦自投靠蒋介石以来，虽历膺重任，但从未有过治党、治政的经历，他能利用西安事变挑起内战，充其量只能取代蒋介石的军权，且仅能成为黄埔系的首领，各地方实力派决不会听其使唤。而他所力主的“讨伐”若成功，蒋因此脱险，首功自然非他莫属；蒋因此或死于张、杨之手，或死于自己空军的轰炸，只要内战继续下去，何应钦已经获得的对中央军的指挥权或许能保住。要说何应钦想制造内乱，取蒋而代之，也只能说是取蒋的军权而代之才合乎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