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从事变后蒋介石对何应钦的态度，也可证明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力主“讨伐”在综合效应上是帮了忙，“措施得宜”①。12月27日，在南京举行的有20万人参加的“庆祝蒋委员长返京大会”上，何应钦奉命代表蒋介石致答词。这不能不视为蒋介石给予他的殊荣。何应钦自1930年3月起任军政部长，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又兼任参谋总长，1944年11月调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14年间集国民党军作战、后勤之权于一身，其间并未因西安事变而有所变化。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即任命何应钦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次年又兼任参谋总长，职权有增无减，可谓恩宠有加。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的狠毒报复，同对何应钦的重用奖掖，恰成鲜明的对比。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重要事实。倘若何应钦真的欲“取蒋而代之”，以蒋的为人，何以会如此善待一个阴谋反叛的部下？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何应钦与宋美龄之间的芥蒂也日渐消除。何应钦夫妇一直到死，与宋美龄的关系都是融洽的，且超出于一般权贵之上。这并非仅是官场上的虚应酬酢，实在可以说明何应钦与宋美龄在处理西安事变时的争吵，仅仅是因种种客观条件限制，共同的救蒋脱险的思想一时难以相互理解所致。

综上所述，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主战的动机，是以救蒋脱险，惩治张、杨和反对联共抗日为目的的。

对张、杨的主战派恰恰是对日本的主和派，救蒋并促其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何应钦主战动机的实质。这充分暴露了他一贯顽固反共的立场，同时也表现了他效忠蒋介石而甘冒风险和疑谤的决断及应变能力。他没有炸死蒋介石的企图，更不存在取代蒋介石的奢望和可能。这样的论断，较之“取蒋而代之”论，或许更符合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