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派”是一个至今尚未界定的模糊概念。通常人们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范畴或组织范畴来理解，可诠释为主张对日妥协的政治派别甚至是准汉奸。就笔者所见史料，把何应钦等人视为“亲日派”正式提出并形诸文字且影响至今的论断，始见于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此后，“亲日派”一词便史不绝书，何应钦也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果以何应钦与日本有留学之关系和在对日交涉中妥协退让，主张中日停止武装冲突，共同对付共产党，便视为“亲日”，尚入情理。但通常所理解的“亲日派”，是与国民政府对外基本国策相对抗，且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不反对日本侵略，甚至甘当亡国奴和傀儡，直接或间接帮助日本侵略者的一伙人。这就与何应钦的主观动机、他所承担的历史角色及其实际历史活动不相符了。在何应钦（其实远不止他一人）与“亲日派”的纠葛中，影响至深者，莫过于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抗日爱国的理念和民族立场与反共的政治理念和阶级立场对立起来，认为反共者即无抗日爱国可言。事实上，在当时凡抗日爱国者多不主张反共，但始终反共者未必不抗日爱国。何应钦正是以他一以贯之的反共立场和多次直接承担的对日妥协而被视为“亲日派”的首领。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表面上看，国民政府内对日妥协的趋势确曾进一步抬头，蒋、汪放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鼓吹“治本莫要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产党”①，并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透过这一以“剿共”为目标的宣言，也能看出国民政府准备对日抵抗决心的加强。“充实国力”已被当作根本，“剿共”虽急，却是“治标”。1934年年底以后，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日军侵略中国本部的野心暴露无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有所推进，国民党的“安内”确有进展，“攘外”的准备也日渐加强。通过以国防为中心的腹地经济建设方针的渐次实施，国军整建的启动，兵役法颁布及兵役制度实施，国民军事教育和民众组训工作的开展，国家总动员的筹谋，兵工研究及兵器制造的加强，国防工事及江海防要塞的修筑，战时物资的储备，铁路公路交通建设的加速等，国民政府毕竟将国力从主要倾注于内战的轨道转向主要倾注于对日备战的轨道。正是在以“充实国力”为根本的思想指导下，何应钦及国民党当局者们对日军的挑衅“无不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方针”处理 ①。于是才有“何梅协定”的出现。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交涉的实质，是日方企图使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而何应钦和国民政府是力保华北主权。妥协的结果，虽使国民党中央系的党、政、军势力退出华北，导致华北危机更加严重，但华北的驻军仍是中国军队，主权仍归国民政府，日军图谋在华北制造第二个“满洲国”的阴谋未能实现。后来日军策动殷汝耕脱离国民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对此，国民政府和何应钦都极力反对。而嗣后出现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则是国民政府与日军、与宋哲元部东北军斗争妥协的结果，是为保华北主权迫不得已而为之，并非主动的亲日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