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逼蒋抗日”口号的感召下，由于全国抗日救亡高潮的推动，在广大东北军、西北军爱国官兵的支持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拘捕了正在西安督师“剿共”的蒋介石一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南京国民党内部业已形成的左派、中间派和亲日派因各自的利害和出发点不同，迅速分化为以何应钦为首，有戴季陶、吴稚晖、居正等为骨干的“讨伐派”。这一派的支持者是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派是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而得到冯玉祥等人支持的和平解决派。这一派的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

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何应钦是南京国民党要人中最早得到消息的人之一。这犹如霹雳般的突然巨变，曾使他惊恐。但震荡的冲击波过后，他便派人请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和军政部次长熊斌，在他家中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就在这非正式的碰头会上，何应钦已定下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基调，同时分派人进行游说和采取应急措施。

何应钦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以“真相不明”为理由，对冯玉祥等可能同情张、杨的人和尚不知情的要员们暂时封锁消息。第二个步骤便是以“军事需要”为词，严格新闻检查，切断南京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使西北的报纸和张、杨的宣言到不了南京。

当晚，何应钦在家中召开碰头会。他没有请冯玉祥到会，但冯气冲冲地不请自来。何应钦以少有的激动，诉说张、杨的“叛迹”，主张讨伐，以维党纪国法。李烈钧率先反对诉诸武力，认为当务之急是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戴季陶、叶楚伧、朱培德发言支持何应钦，而陈璧君、陈公博却出人意料地支持李烈钧。在谈到军队调动指挥权的时候，有主张归何应钦的，有推程潜的，有说冯玉祥的。何应钦自度身为军事委员会五常委之一兼军政部长，非他莫属，但缄口不语。戴季陶早与何应钦有所默契，力主军事应归何应钦，不让人们再争议。早已怒火中烧的冯玉祥，站起身来顶撞戴季陶道：“不成，参谋总长是军令机关，而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下面的话他咽下去了。但与会者都明白，冯玉祥的话外音是除了参谋总长程潜和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外，尚有我副委员长，岂能轮到何应钦！戴季陶不甘示弱，与冯唇枪舌战。何应钦正襟危坐，任冯、戴吵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有人提出这是碰头闲谈，不算数，应速到中央党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才是。

在中央党部会上，何应钦才叫人们传阅了张、杨通电的全文。这一下，给和平解决派提供了依据。因为张、杨的八大主张说得十分明白，扣蒋是为了抗日，而且保证蒋介石的安全。眼下需紧急讨论的该是如何答复张、杨的八大主张，怎么能讨论加兵西安？何应钦却咬定张、杨劫持最高统帅，目无党纪国法，形同叛逆，不讨伐便不足以张法纪。几乎不等反对者把意见陈述完毕，何应钦就将别人的话头打断。会议从12日深夜12时一直开到13日凌晨3时，谁也拿不出一套既可扭转时局，救蒋脱险，又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方案。最后，由于何应钦等操纵了会议，初步决定：张学良撤职查办，军队归何应钦调遣。会后，何应钦又催促立即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出对张学良的褫职严办令。一夜之间，何应钦俨然成了南京政府的轴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驻洛阳的中央军师长樊松甫即调集兵力集中潼关，对西警戒，并电告何应钦、孔祥熙。孔祥熙当即电令樊松甫，密嘱其“妥为布置，星速应援”。孔祥熙到沪不久，便摸透了英、美两国驻华大使的态度。由于日本对中国得寸进尺的侵略，已经直接侵犯了英美集团的在华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