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张、杨仍无意释蒋，但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力主和平解决，张、杨也确实无意置蒋于死地。蒋介石开始意识到何应钦的“讨伐”并非没有价值。蒋见到宋子文后，私下指示道：“此时非迅速出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还交代应如何如何进兵，方能大收实效。并说：“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宋子文于21日返回南京后，即以蒋介石之意密告何应钦。何应钦遂又将停战日期再延长四天。届时如仍不得要领，东、西两路“讨逆”军将按蒋介石的计划合围西安。

自蒋介石令何应钦停战以后，日本侵略者对何应钦是仍坚持“讨伐”，还是政治解决至为关切。有田外相于19日与驻日大使许世英谈话，声称如果南京政府在抗日联共条件下与张、杨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日首相广田竟在枢密院会议上报告说，如果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面对日本的殷切期望和外交压力，何应钦要张群设法解释，一再声明他将以“讨伐”、反共的决策处理一切。在国民政府已明令暂停军事行动后，何应钦在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时，仍表示“讨伐”行动将按计划进行，决不停止。

12月21日，正在西安日夜做说服工作的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详尽分析了当前局势，并指示：“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并提出与蒋介石谈判的要领：南京政府实行初步改组，排除亲日派；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承认西安之抗日军；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等六项条件。这些条件得到张、杨的支持，并据此同蒋介石谈判。

蒋介石获释之事仍悬着，宋美龄执意要亲往西安，何应钦只能听其自便。于是，宋美龄、宋子文和戴笠一行于22日飞抵西安，表示愿在张、杨通电的“八大主张”基础上进行谈判。蒋介石提出他不出面，由宋氏兄妹代表；谈判所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作任何书面签字。经过周恩来等人的疏通，23日谈判正式开始。经过两天的谈判，在张、杨“八大主张”的基础上，周恩来具体提出六项主张，双方达成九项协议，其中除同意一致抗日外，还包括“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组织过渡政府”等内容。就这样，蒋介石获释，西安事变终于比较圆满地得到解决。此后，“日本的舆论彻底转向”，认为“所达成的妥协至少是反日的”。

24日,蒋鼎文自西安飞抵洛阳,电告何应钦,张学良已向部队下达了护送委员长返南京的命令。蒋也命令何应钦撤兵。何只得下令进至陕甘的中央军后撤一公里，脱离接触。

26日中午12时，何应钦与国民党中央各要员倾巢出动,到机场欢迎蒋介石归来。蒋一下飞机,众人蜂拥而上,竟致祝词。何应钦俨然以救蒋首功者自居，蒋介石对他也表示了特别的亲近。至于何应钦与宋美龄之间曾发生过的一切，因时过境迁，二人心虽存芥蒂，但都因高兴而表现了大度的宽容。

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20万人参加的“庆祝蒋委员长返京大会”，何应钦得以代表蒋介石致答词。这既算是蒋介石给予他的殊荣，也可作他的主战是为了救蒋，而不是历来所认为的是取蒋而代之的一条注释。

在处理西安事变中,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除了真正忧国忧民,同情张、杨联共抗日主张的冯玉祥为代表的左派人物之外，无论是以亲日派为首的“讨伐”派，还是亲英、美派为首的和平解决派，在反共这一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在救蒋问题上，一方唱黑脸，一方唱红脸；一个来硬的，一个来软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对付中共和张、杨，使蒋介石获释。至于何应钦与宋美龄之间的吵闹，各有私心，角度不一。何应钦多一些反共反张、杨的激愤与理性，宋美龄多一些担心玉石俱焚的私心与感情，都是情理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