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对于何应钦乃至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来说，它是日本实现其大陆政策、准备灭亡中国的又一重大步骤，也是一个预料中迟早要发生但又极不愿它发生的事件。

7月10日，何应钦离开重庆，飞抵南京，应付这一日本有计划、有准备的突发事件。对于《田中奏折》中所制定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方针，何应钦是了然的，并认定卢沟桥事变是实行这一侵略方针的必然环节。但他之所以感到太突然和忧心忡忡，则是因为他作为军政部长所应准备的一切尚未准备周到。自九一八事变以后，鉴于日本的步步凌逼，何应钦主持制订了1934至1938年国民政府整军备战的五年计划。这一计划虽有抵御日本侵略的明确意图，但也是任何国家主持军政者例行公务中的题中之义。七七事变前，何应钦的主要精力是帮助蒋介石翦除和兼并各反蒋地方实力派，巩固中央系的军事“统一”；同时，又肩负着在华北对日妥协的重任。因国民政府受财力支绌的限制，而日本侵略军时时寻衅滋事，何应钦拟议中的五年计划远未实现，由此而造成七七事变发生后，中日双方兵力比较上，日本的陆海空军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占明显优势。而把抗日仅仅当作国民党军之事的何应钦，分析敌我力量时自然把中国人民和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排除在外，所以恐日心理一直支配着他。由此而来，被动的、消极的备战或避战以及力争延缓全面战争爆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七七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避暑，并举办训练团。事变后，训练团停办，他转而与受训的国民党军中、上级军官及各省党部要员开谈话会，研究卢事处理方案及抗战诸问题，而令何应钦在南京主持研讨对事变的因应措施和准备对日作战。

到达南京的当天，何应钦便召开了军事会议，对津浦线、陇海线一带驻军下达了待机动员令。对津浦线方面的军事负责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特发出重要指令。此外，河南的中央军也势将进入山西。次日，平汉线方面的中国军队便开始逐次北上。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由保定向涿县、琉璃河方面，商震部由彰德、顺德（今邢台）方面向石家庄、保定之间，刘峙部由开封、郑州方面向卫辉（今新乡）、顺德方面，分别移动。

占领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并且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正一步步推行，但何时变局部战争为全面战争，制造卢沟桥事变的华北驻屯军和支持它的关东军以及日本国内的大多数战争狂人，与作战部长石原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意见存在分歧。前者欲以七七事变为契机，对中国全面使用武力，毕其功于一役。石原则认为，“此时如发生战争，势将无法控制。”因为“一旦开战，必将酿成全面战争，而且成为长期战争，不能进行决战。”他还认为中国政府“也有希望避免战争迹象”。在日军内部围绕是否扩大对华战争而激烈争论时，石原的所谓暂时“不扩大”方针，又成了欺骗舆论的烟幕，为日军赢得向中国紧急增派军队、完成国内战争动员的宝贵时间。同时，也助长了何应钦等和平解决的幻想。

从7月11日至8月12日，何应钦在军政部官邸大厅主持召开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首脑、幕僚及有关人员的汇报会。这33次汇报会对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北局势和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失利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中也反映了包括何应钦在内的国民党当权人物虽已转向较积极主张抵抗，却又畏首畏尾，并不忘反共的矛盾惶遽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