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在院子里很活跃，是孩子里的大将，特别能折腾，一大堆怎么玩的好主意。常常我还没吃完饭，楼上楼下的小孩们就来催，“李爽李爽还没吃完啊？快点儿，没你就不好玩了……”可能是属猴的缘故，我玩什么都特灵。

自从我家被抄，朋友像惊弓之鸟一下子都没影儿了，要好的朋友见到我装不认识。对我这个既快乐又大大咧咧，性格很直接的人来说，那份孤单感令我恐惧。

公寓对面首都汽车公司宿舍楼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很让我害怕。我在出门之前，每次都在门缝里侦察一番，看看公寓楼可供玩耍的空场上，是否有一帮孩子，因为一旦我被他们围住，一定会遭到辱骂，还会往我身上扔脏东西。

我班上的一个同学叫刘鹏，他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病死了，据说解放前他是国民党里有地位的军官，一九四九年因为家庭的缘故没有离开大陆，他母亲与我母亲是同事，教德文。刘鹏家因父亲去世，逃过了一场大灾难，没有遭到抄家。

按理说他们应该更有同情心，但是刘鹏折磨我们非常积极，经常用石子打我们。他家和我们家隔着四个楼门，他不辞辛苦，端着自家的垃圾，叫上一帮人把垃圾倒在我家客厅地上。楼里住着一个学院烧锅炉的员工，这天正好赶上他下班儿，碰上乌泱泱一群孩子跟在刘鹏后面往四楼我家跑时，他急了，大骂：“我操你大爷！小兔崽子，你们比狗崽子还他妈黑！”

“我们要革狗崽子的命。”

“这叫他妈什么革命啊？他妈的，我们的楼道变成垃圾站不说，还他妈成了少年疯人院了！”他冲上四楼抢过刘鹏手上盛满垃圾的破脸盆，一下子扣在他头上。“赵大爷，我不了！不了……”刘鹏突然怂起来，锈破的盆儿掉下来，赵大爷上前用脚“嘭！嘭！”几下踩瘪了，喝道：“等他妈你妈挨斗那天，看你丫尿裤子的！你丫也是国民党小杂种！别以为我们工人阶级不知道！”赵大爷一挥手冲一帮孩子喊着：“你们丫小崽子都给我滚！”叽咧咕咚，孩子们全跟着刘鹏跑了。

我以前并不知道楼下的大爷姓赵。我心里有一丝喜悦，想：“还是有好人的！”可赵大爷并没有给我好脸色，反而瞪了我一眼，说：“还不快回家打扫房子去。谁家爹妈都不容易。”

从这天起，刘鹏停止往我家倒垃圾，更奇怪的是追随他的小孩儿，也翻脸骂他是国民党的狗崽子了。

我和姐姐都特别脏，头发上长满虱子。听说用醋泡头发可以去虱子，我们就用醋泡，然后拿毛巾把头发包起来，再用洗衣粉洗，折腾得满屋子醋和洗衣粉味儿。虱子没了，头发也变黄了。

父亲、母亲显得招架不住了，铺天盖地的反省、检查、检举、揭发，随后是交代罪行、挨批判，每天都过这样的日子，好像被猎人围剿的活物。然而猎人的目的不是吃肉，而是乐于目睹垂死挣扎的人们是如何放低“人格”的底线。严酷的现实使所有假的都能成真。学校里大小知识分子，都成了寒风里的墙头草，软软地耷拉着脑袋，别管有风没风个个哆哆嗦嗦神经过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