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姐妹说，“你们这么倒霉，有什么办法改变吗？”其中一个女孩儿叫玉萍，说：“咦，这么着吧，你们出身不好改不了，把名字改了吧，改革命一点儿。”大家兴奋起来，翻出纸笔。姐姐表示每回上课一点名报到就有同学起哄叫她“赫秃子”（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贬称），还说因为父亲修正主义才起名时用赫鲁晓夫的赫。

我们七嘴八舌达成协议—就叫‘反苏’吧！李反苏—我们试着叫了半天，还是绕舌头变调儿，一时蹦出了许多革命的名字:向东、卫民、永红、爱党，叽叽喳喳，最后，决定了！我姐姐叫李反苏，我叫李志红。玉平叫跃进，燕平叫建军。我说：“咱们的名字太男性化了吧？”姐儿俩笑了，说：“我爹正愁没男孩呢！”

“真的！我爸也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眼泪都笑出来了。

回到家，我和姐姐把本子、书、书包，所有的私人用品，都用圆珠笔写上新的革命的名字。到处是李反苏、李志红。

晚上母亲回来，我们特别高兴地向母亲宣布了这个好消息，我母亲当时差点哽咽，愣了，转身忍住。父亲说：“改名字不是这么改法的，要去派出所管户口的地方，有好多手续呐。中央领导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首长，也有封建时代的名字，名字不会改变未来。”

结果，取新名字只是一次儿童的游戏罢了。但在玩改名的游戏中，我似乎有种模糊的察觉：改变表面的标记，可能对暗示“安全”是有帮助的。

提起名字，我从小就不喜欢李爽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名字不好，是因为不喜欢自己。孩子不懂政治，别人对孩子的态度使孩子误认为自己不完美。不喜欢自己存在的阴影跟了我很多很多年。比如报到，报名，我差不多每次都像嘴里含着热茄子，希望吞掉自己的名字。有老朋友到画廊看到我早期的作品，偶然说了一句：“你以前的画儿怎么没有签名”。

从少女蜕变成女人，那是一个从失去自己再做回自己的旅行，那是一个为了向外界证实自己的价值走上拼搏之路的女孩，在路上她挖掘到了一个深邃的内在自我，而成熟为美丽女人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