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自己的游戏，取名“埋宝贝”。我在学校的花园中拾些碎玻璃、彩色纸片儿、带均匀纹路的石子、花儿、叶子，找一个自己看得上的秘密地方，刨坑，把捡来的东西组成美丽的图案，盖上一块玻璃，埋好，标上记号。只要我可以从家里逃出，不被别的孩子捉住追打，就在花园里玩儿“埋宝贝”。通过记号找到以前的“宝贝”后，小心拨开土，满怀尊重和惊喜看它们变成什么样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每次都像发现了一件新艺术品一样幸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或看着那些枯萎了的花瓣儿，浮想联翩。

冬天的早晨，我一个人溜出去捡树枝，为生炉子备些柴。

天是白色的，有时也会抹上淡黄，太阳升起后天空微微发出淡淡的蓝色。我知道别人开始起床走动了，赶紧慌慌张张跑回家。那时一看见人心里就紧张，就像一只见人就逃的松鼠。

幸福忧伤都应该是人内部的一种特权。生活在自己饱满的幸福和忧伤里，最终你会把握它们而成为主人。

我还练翻跟头，倒立，劈叉，弯腰，越练越棒。年纪小，身体也软，两只手向前一按，把腰折过去，两脚着地。来回翻，空翻，翻到嗓子眼儿都有血腥味儿了，才停下来。我把这种游戏变成一种自我磨炼，观察自己能坚持的极限。

我有时候从四楼往下看，所有女孩子都练这些。我翻起来是水滴状的，脚可以碰到手，我看她们像硬竹板儿，一头儿戳在地上，另一头儿弯过来也戳在地上，像座桥。我觉得她们没有我棒，偷看别人发现自己并不笨，开始自信了一些。

那虽然是个压制艺术的时代，我们照样用力所能及的独特方式享受艺术。父亲说要跟上形势，不能再给自家找麻烦，全家人一起用红纸剪了一个半圆的太阳贴在西面儿的墙上。小妹妹叫起来：“爸，我的名字是东呀，太阳得从东边儿升起对吗？”

“哎哟！我们差点又犯错误了！”父亲玩笑着说，大家都笑了。一家人七手八脚你呼我惊，好不容易把红太阳移到东墙。“哎呀！不行，还有一扇门儿当着。”需要把太阳的尺寸缩小。太阳被剪小了一圈儿，我把黄色的皱纹纸拧起来，订在太阳四周做光芒，下面用蓝色儿的皱纹纸拧起来做大海，再用红纸剪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字儿，弧形粘在太阳的光芒上方。西面儿的墙上放了一个用红纸剪的巨型“忠”字。全家人折腾到大半夜—熬红了眼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艺术指挥官我爸，他问大家：“感觉如何？”

“好，好极了！”我很高兴，所有与艺术沾边儿的事都能引起我的兴致。

父亲认真地说：“校领导要求各家各户儿每天早上要一齐起床，手捧红宝书，向伟大领袖做早请示和晚汇报的仪式。”第二天一大早儿我被推醒，不刷牙，不洗脸，全家对着红太阳站成一排，父亲走过去把大门敞开，回来，轻声告诉我们说：“邻居也开门儿了。”

父亲尽量控制，用一种不高不低的声音开头儿：“祝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一齐举起右手挥着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全家人又举起右手挥着说：“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声音在四壁间回荡！我觉得太好笑了，扑哧一下笑出声儿来，说：“傻不傻呀？”“呵呵！”妹妹捂着嘴在笑，接下来母亲没忍住也笑了，父亲赶紧跑去关好门儿。回来大眼儿瞪小眼儿，一家子笑成一团。第三天自然停止了早请示。

我问二楼的姑娘们：“你爸妈都是党员，你们家是不是每天都做请示的仪式？”她说：“不，在单位和学校里已经没完没了的祝福，干吗回家还要祝福。毛主席不是也得睡觉吗？”她略带警觉地调皮一笑，“你可别告我说反动话啊。”我梗着脖子使劲儿点头，庄严发誓：“我向毛主席保证！”之后我眼圈红了，她搂了我一下，“又怎么了？”她问。“没事儿！”我声音都变了。是的，一个出身好的“红后代”如何可以理解，她给我信任时，是在给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