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饭时，父亲没回来，母亲要求我们等他一会儿。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母亲的脸色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父亲失踪了。一夜、两天、一周过去了，家里出奇地安静，焦虑填满了我们，谁都不愿意当那个说出晦气话的人！任何动静都被仔细注意到，也都被幻想成一线希望。放学后，我惦记着快跑回家，幻想着他正坐在桌子旁喝茶呢！

又一个焦虑的晚上，有人敲门了，我们的耳朵全都竖得老高。学校的人来了，母亲让我们回避到厨房里，并且随手把厨房门关好。等呀等……我母亲终于送他们出去，他们在门口的话被我听到：“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你孩子们的前途。”

“我已经表过态了，请你们如实向组织汇报吧。”

“你铁心了？”

“是！”砰，大门山响着关上了。听得出双方有争议。

“妈！妈！”我们叫着冲过来，母亲的脸色豁然放光了，几乎叫起来：“你爸还活着！”

“怎么了？怎么了？”

“如果他没活着，为什么他们非要逼我离婚？嘿！”母亲手舞足蹈跟小姑娘似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从我心头落地，我的妈呀！整整一个月的恐惧感，全家人天天肝颤！谁都不敢提及“死”字。我问：“爸被关在哪儿？我们能给他带点吃的吗？”

“他们没告诉我你爸被关在哪儿。”

“还是因为右派的事儿关他吗？”

“美其名曰‘隔离再审查审查’”，母亲使劲“嗤！”了一下儿。

我们后来才知道，父亲被关在学校后面一座两层的灰楼里，灰楼正好面对我玩“埋宝贝”的大花园。那是学校自制的土监狱。

孤儿寡母，日子还是要过的。

学校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花园儿，有松树柏树什么的，还有丁香树、榆叶梅、樱花、月季、芍药。历届建筑园林系学生种的奇花异草被红卫兵当四旧拔了，尤其是从国外来的植物就更惨了。

一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姐姐知道别的孩子都在家躲雨，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了。母亲说：“你们看到蘑菇就捡回来，可以给你们增加些营养。”

这个花园是我的“避风港”，我总是喜欢泡在里面。姐姐在捡蘑菇，我没有雨衣，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面孔上，蹲在矮树丛下呆呆看着一扇钉着木板儿的窗户，久久不愿离去。姐姐大叫：“快来看，巨大的蘑菇！”

“姐，你猜我想什么？”

“什么？快说！”

“爸没准儿关在灰楼里！”

“不可能！讲话要有事实根据，你就爱瞎犯神经。”

我母亲不是一个爱抱怨的人，也从来不解释政治是怎么回事儿。也许她和我一样始终没懂政治的机理。有一天母亲说：“爸爸被准许回家看看。”中国人是不轻易暴露感情的。本能应该高兴的事儿，但听得出母亲的声调里隐约凄凉。是，她能和同甘共苦的丈夫见上一面了，她作为一个一向被丈夫钟爱的女人，独自负担着三个女儿的家庭生活，已经好几个月了。她知道他俩是无法当着看守人，以及孩子的面儿拥有半寸私密天地的，更别说倾诉他们九个月的别离，各自心灵上的点滴。预期的会面，做妻子的心当然会凉。

“他从哪儿回来？”

“其实他就关在学校的灰楼里。”我的心一动，母亲的话证实了我的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