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小时后，天色已晚，我发现大卫还在办公室里心不在焉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文件。重新整理过的桌面再次变得杂乱无章，几个一次性纸质咖啡杯被胡乱地丢弃在了办公桌上，我们的照片也被掩埋在备忘录和传真机下面。

在我们一起相处的所有时光里，我从未完全了解过他的生活实际包含的内容，并非他故意隐瞒，更多的是因为我害怕看到他对别人严厉冷酷的样子。

以下是我今天所发现的有关大卫工作的信息：

接听了32 个电话；

拨出21 个电话；

在办公室参加了4 次会议；

对三个同事和一个助理大发脾气；

道了2 次歉；

收到5 份传真；

发出4 份传真；

与玛莎争吵了3 次；

多次未接听马克斯的电话；

修改了2 份陈辩书，但都没完成；

电话采访了一位潜在鉴定证人；

阅读了146 封电邮（不包括他未读便直接删除的垃圾邮件）；

发送了134 封电邮；

忘记了给约书亚回电话；

在办公桌上吃了午餐；

嚼断了23 根牙签；

看了7 次我们的合影；

抓起电话，拨了3 次家中的号码，每次都是响一声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在了。

我本想能目睹一些能证明他内心在挣扎的迹象，以便能察觉到一些有关他在重返工作的第一天为了融入整体而做出的努力。这样说并非出于自恋，而是由于担忧，我担心大卫会陷入他曾经的生活模式：被工作占据整个生活，完全不顾及任何有意义的情感。只有在他工作的闲暇时刻，他才会想起回忆，而后悲伤、懊悔，然后自我疗伤，最后又痊愈。伤痛能够很好地诠释人类的大多数行为，然而对伤痛的畏惧则诠释了更多。我担心的是大卫的恐惧——孤独、家中突然的寂静、动物们的需求，也许还有更多的潜在问题——都会驱使他用工作去填补空虚，从而将工作做得很好。

对比大卫生活的空虚，我的思维突然跳回到了辛迪。尽管我已经自我挣扎了好几个小时，只为了不让自己回想起那一幕，但我却深知，我永远都不能将那些景象从我的眼前抹去。

被困在立方体中之后，辛迪正独自待在洞穴似的实验室里，目不转睛地盯着被反锁的门。有人到实验室去给她喂食或者对她进行观察，但他们中却没有杰西的身影，因此他们对辛迪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可对我而言，没了杰西，乍一看，这围栏似乎也小了许多。

辛迪不安地四处打量着这空荡荡的实验室，一只手仍然紧握着我的那个洋娃娃，朝着立方体中的键盘走了过去。她开始慢慢地在这些符号上轻轻地敲打起来。

“辛迪正在玩耍”几个字出现在了杰西的电脑屏幕上，但实验室中已无人观看。

辛迪接着又输入道，“我会好好的”，几个字同样显示在了外面的显示器上。

最后，辛迪轻轻地将洋娃娃放下，俯下身子，慢慢地，非常笨拙地用双手的食指轻敲键盘。“对不起，对不起…… 难过…… 现在想出去……”出现在电脑屏幕上。

当意识到无人回应时，辛迪便拾起玩具，走到了围栏中的角落。她瞥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而后紧忙将头转开。

接着她将身体蜷缩到最小，抱着洋娃娃，晃动着双脚。

我和丈夫的工作领域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世界，除非直接干预，否则这两个世界

永远不会有交集。因此当大卫正准备离开而恰好杰西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时，我感受到了难以避免的震惊。

“有什么事吗？”大卫冷冷地问道，这大概是他对误入办公室的人的一贯语气。

杰西进入办公室，伸出手，“我是简? 卡西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