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预想中那样，他没有来。他一定以为我飞黄腾达了。我们那些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抵触心理，一旦有人飞上枝头变凤凰，距离就会立马拉开，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成功的参照物，别人也不愿看到我们想起尘埃过往。我曾经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导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电话要几遍才肯给。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了。

当年，我们一起在横店拍戏，有一顿没一顿。后来他跟组去了北京，但是横店的费用还没有结，一天他给我打两遍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多苦，没得吃没得住，最后不住地说：“哥，你得帮我催催啊！”他没有开口向我借钱，但我知道群头的钱希望渺茫，犹豫了一下，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元钱给他打了过去。他当天来电话，高兴地说钱终于结了。

他从来不知道那笔钱是我打过去的。只是隔了多年，他把我从朋友名单上删去了。

似乎是哪部电视剧里有这么个桥段，两个穷人当年共患难，分一个饼吃，说是将来发达了可以凭着半块儿饼去找他。后来那个人真的升官发财了，但另一个人拿着饼去找他，却只能挨一顿板子，因为，“怎么能被你揭了老爷的老底儿呢”！

所以我也早想开了，别人混好了不理我很正常，谁叫我总在人家最悲惨的时候遇到他们呢。还有个作家，我们曾经连在半夜压马、绕圈子，去网吧的钱都没有，最后在一个以前经常吃饭的老板那儿借到了200元钱。这一行混出来的人，除了特别铁的朋友，大部分和当年认识的人都不再有牵连，因为他们最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生活你知道。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没有逆袭，也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这个圈子在别人眼里光鲜无比，不熟悉的朋友认为我做编导一年二三十万是低估，而且以为我过着各种令人向往的灯红酒绿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录制节目前开会，能从下午2点开到凌晨5点，也有时候我开会时接到电话挂了，短信对方等下打过去，结果回过去往往就是第二天、第三天了。朋友很不高兴，不相信我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当然，这也与我的不学无术有关，我没有本科文凭，只能在编制外生存，即使后来带的实习生都是研究生，薪资待遇也远不能和编制内的编导相比。

父亲说，如果我没有辞去那个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现在月收入可能快一万五了。因为那个厂子还在，那个职位还在，现在那个岗位上的人雷打不动地每月拿一万多，福利待遇各种稳妥。而我今天撑死也就一月七八千，要在上海买房、买车想都不敢想，做任何决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妈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当年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30年，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我说：“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横店。”

对方问：“还有吗？”

我说：“还有一件。那一年，我离开了横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