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执政的晚年，全国政局已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他北征匈奴、建筑长城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加上原先进行的修驰道、宫室以及骊山陵的工程，使政府原有的人力根本不足派用，只好由民间征调大量的劳役。

过去，虽然秦法严苛，但对调派人民做劳役却非常谨慎。因为法令是用来集结国力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违农时，甚至发动战争也要选在农闲的时候。

尤其是劳役这件事，原本是大家利用农闲时间奉献劳力，来加强国家建设、促进社会繁荣。现在征召太多，影响农民正常耕作和生活，农民自然要变成苦役了。

征调劳役的命令，终于也到达了泗水亭。作为秦王朝的一名基层小官吏，泗水亭长刘邦本应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但近一段时间来，他却越来越看清了秦王朝的这些苛政对人民的残害，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全部去做劳役，谁去耕种田地？况且还要缴税赋，老百姓怎么生活得下去呢？我身为亭长，日子还算过得下去，但这些老百姓哪个不是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呀！”

秦王朝利用早年的什伍制度，将全国各地的户口资料掌握得很好，一里25户有多少男丁，随时都有统计。而且秦朝建立了户口簿籍，以此为征税及征调劳役的凭证。由于全国的统计资料依地区保存在政府办公室中，地方官又采取轮调制度，根本不知道以前报上去的数字，因此谁也不敢对现有户口报假资料。接到征调劳役的命令后，沛县县令不敢怠慢，立刻编造名册，并派遣属下的各亭亭长负责领队的工作。

这次的劳役是建筑骊山陵，这是件极其艰险的工作，加上大家对过多的劳役颇为反感，负责领队就更是件危险的差事了，万一有人结队逃亡，领队也要连坐论罪。

在考察了所有亭长的领导能力后，县令认为只有刘邦压得住阵脚。尽管刘邦一万个不愿意，县令的命令他也不敢违抗，只得硬着头皮带领征调的五百多人出发了。

从沛县到咸阳，有几千里的路程，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全靠两只脚，又携带笨重的炊具和野宿设备，日夜兼程，非常艰辛。出了县城，迎面吹来萧瑟的秋风，队伍中便开始有人抱怨了，有的怒气冲天骂县令，说他心狠手辣；有的诅咒差吏，说他们该断子绝孙；有的人则唉声叹气，诉说家中有白发老母和弱妻幼子，他们走了，家里将无人支撑；有的人则泪水涟涟，担心自己此去会一去不复返。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刘邦心中不免也伤感起来：“我虽是押解的人，但不过是个小小的亭长，现在和你们同向西行，与你们又有什么区别？去骊山山高路远，谁知一路上会出什么事儿呢？家中父母年事已高，妻子儿女没人照料。想当初老丈人说我有贵人之相，如今我都38岁了，却也不知贵在何处，连妻子儿女都顾及不了，还有什么好前程呢？

刘邦一路上心事很重，没有想到走出县城才30多里，就发现少了好几个人。原来，他们看刘邦脸色阴沉，只顾着想心事，而他们本身就思乡心切，满腹牢骚，加之感到前途茫茫，见到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那些比较机灵的人，便乘刘邦不备，偷偷地溜了。虽然发现有人逃跑，但监管的人员太少，山路又崎岖复杂，也没办法搜捕。

这时的刘邦真是束手无策，只能装作不知，继续领着剩下的人往前走去。

接下来，逃亡的人越来越多，刘邦害怕了，他担心这样下去，到咸阳恐怕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怎么交代？如交不了差，身为押送官员，只有死路一条。怎么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干脆好事做到底，把这些人全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