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尝试提出一个小说的新定义——以虚构为手段和目的的书写形式。这当然并不真的完全的新，但相对于传统的以人物、故事等要素去界定何谓小说的方法，这也可以说是抛弃了一些不必要的包袱。我并不是说虚构是小说独有的，我要说的刚刚相反，虚构是所有文类共有的质性，只是，没有一种文类比小说更无所顾忌地披露自身的虚构性。小说这种文类微妙地玩弄着真假的观念，企图以最取信于人的方式赤裸裸地进行虚构。它在效果上越逼真，它的假便越吊诡。

回到历史书写的问题上，我们可以设想小说如何撞击历史这个文类的稳固性，从而揭开其中隐藏的权力暗示。传统意义底下的历史小说，即采用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本质上已经是对历史的拆解。那么真实的历史事件，居然可以渗入这么多的虚构成分，以至于真假不分，这令我们质疑文字叙述的可信性。我们读到张大春的《将军碑》，一个关于历史本身而不单是采用历史题材的历史小说，明白到历史和记忆是可以随时修改的，二者均非原初的真实，而是后来的再造。

基于小说的虚构特质，我想提出“文类小说”的构想。小说本身已经是一种文类，有其文类的内在逻辑和假设，但小说还可以通过模拟和介入其他文类，来暴露它们的运作机制。事实上，文类小说并不是一件新的发明，小说老早便挪用了日记和书信这些非文学文类，只是这些文类跟小说太接近，习惯下来，大家也就忘了小说跨文类的可行和可为。但晚近小说却开始更全面地把矛头转向非小说文类，张大春首先在《大说谎家》中尝试了新闻小说的体裁，以小说质问新闻的可信性，又在《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中，披露了周记这种文类如何扮演着调教和控制学生思想的角色，并讽刺地展示了周记背后的权力体制的荒谬和失败。这令我想到，当小说在漫长岁月的竞写中把自身的内在能量消耗殆尽，要保持小说的活力，开拓新的可能性，小说可以把目光转向更广义的“小说”，即种种有着虚构的底蕴而打着非虚构或反虚构的旗号的文类，撞破和改写它们的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