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义背后的道理

结义长盛不衰，在于为克服儒教家族定居社会的缺陷——限制自由迁徙、限制资源自由配置、缺乏移民规范，提供了如下改进方案。

一群移民离开乡土家族体系后，可以模仿家族建立一个虚拟家族组织，通过结义、拜把子、认干亲诸种观念符号，以及祭天拜祖、歃血为盟、投帖认师等仪式，以虚拟的家族关系将加盟成员团结起来形成稳定组织，产生超越家族的社会合作。这是传统儒教对新生的移民格局的一种适应，一种权衡方案。

通过这一方式，解决了儒教背景下小股移民，譬如商贩们或局部失业游民的管理安排问题，在不破坏制度前提下使其流动开来，重新配置人力资源，部分地改善经济供求关系。拜把结义演进的时间十分漫长，其过程与流动人口规模兴起过程相关。流动人口是结义文化的主要需求者、创作者和载体，是结义文化的先驱，后来才慢慢地传播到村庄、街坊的定居民众。在明代以前，流动人口尽管略有增长，但总体而言数量稀少，直到明代以后才大量增加，占到总人口的可观比例。明代以前，中国人为人安分守己。《论语》曰：“父母在，不远游”，不像地中海文明的居民在旅行中讨生活。所以，在中国出现大量游民现象是明代以后的事情，结义也是明代以后的全民性需求。结义作为民俗，本无正式的起源，后人出于整合意识形态需要，才将刘、关、张奉为偶像，祭祀崇拜，而且格外突出讲义气的关羽。关羽身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正是江湖结义所需的两种对立理念的博弈平衡：一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诚；二是“捉放曹”知恩图报的义气。“忠”“义”二字，正是江湖结义之核心。找一个人，就把两种气质涵盖了，还有谁更合适？近代江湖把刘、关、张奉为江湖鼻祖，表面上看是供奉“义理”，本质上是倚重结义蕴涵的跨越家族的功能，“义”只是维护组织的黏合剂。简言之，“跨家族”是目的，“义”是手段。

其后，关公崇拜渐渐立为信仰，演变为道教一支，各地纷建关帝庙，香火异常繁盛。在走向神坛的趋势下，投靠、结拜、歃血为盟、认干亲等文化符号逐渐被民间土壤全盘吸收。改革开放前夕，东南、华南沿海地区的乡镇流行拜契母习俗，家长为子女认干爹妈（称“契父”“契母”），风气十分兴盛，暗含成年人从事跨家族合作的愿望。

东汉结义故事之所以跨越一千一百余年，被元明两代社会改头换面来重新诠释，凝聚成《三国演义》流传开来，是出于元末明初民间社会对建构江湖理念的需要。因为在儒教统治之下，中国村庄奉行家族主义结构。经过汉代以来大约一千五百年“香火续接”“多子多福”的儒教价值观激励，明代以后人地矛盾日益增大，人口流动势必展开——经商、海外贸易、务工、南洋移民……结义包含的“虚拟家族”理念，恰好充当游民、移民群体的组织架构。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可以在虚拟家族中以熟知的家族文化理念相处，延展家族制度的价值。况且，类似的理念并不陌生，中华民族早有“过继子”和“养子”传统，结义不过是“过继”从父子关系到兄弟关系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