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这种束缚性的事实性的另外两个主要例子是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称莎士比亚是“英语习语的老亚当”，最近的弗洛伊德则盗用我们的语言以描绘各种心理活动、力量与事件，我就是在这个意思上说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的事实性的。我之所谓“事实性”是指一种被真实或偶然抓住的状态，一种无法逃避、不可改变的情境。我的“事实性”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因为他的解释学赋予希腊、德国语言及文化以优先地位，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虽然受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真实历史环境的限制，但也得到希腊语及德语传统之恰当解释的帮助。我认为，所有的起源都是一种无情的偶然，因此每个传统的发生孕育全都是任意的，包括耶和华文献作者或莎士比亚及弗洛伊德开创的看待人类本性与命运的传统。在历史观念之起源问题上，我并不想像福柯那样纠缠于“机会、非连续性及物质性的说法”，因为我认为，福柯所信奉的方式和手段是不自觉的隐喻。我在阅读J、莎士比亚或弗洛伊德时，一种移情或隐喻发生了，就像我们的前辈阅读这些作家时发生移情一样。就我们而言，这些移情回应或重复着先前的移情，它们激发我们对权威的热爱，我们渴望被权威提高的冲动，我们赋予耶和华文献作者、莎士比亚及弗洛伊德这样的权威。弗洛伊德在其后期著作中把这种赋予看作是超我对本我的同化，说“某些文化获得毫无疑问在本我中留下了积淀物；由超我所贡献的大多数东西将在本我中唤起回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引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的几句诗：“你从父辈那里承继的东西，要努力变成你自己的。”

这种事实性观念有什么样的批评结果呢？它如何与下面那种只是老生常谈的说法区别开来呢，即耶和华文献作者最终影响了我们对上帝的观念，莎士比亚影响了我们对人的个性及如何表现个性的看法，弗洛伊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心理的流行图景？事实性观念即使不是老生常谈，它的用途又在哪里？它有实用性结果吗？这种标新立异的说法有很大影响吗？我完全是一个批评方面的实用主义者，因此我提出这个工作性的观念即事实性，为的是解释我作为一个读者所体验到的惊奇。我儿时就开始阅读希伯来圣经，但只是到后来才对它产生某种现代学术研究的感觉，包括对那些复杂的、暗示性的但必然不确定的部分的感觉，修订者们将这些似乎可信（尽管是假设）的部分整合到《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之中。每个不断阅读希伯来圣经的读者都会逐渐地认识到，在这些故事中，一些事件、段落和片断与修订者所确定的基本格调并不吻合。尽管如此，人们往往倾向于压制这种感觉，这与其说是对读者甚至那些机敏读者的一种看法，不如说是对标准修订者们修正权力的礼敬。举个例子，记得几年前我曾就诺斯替教举行了一个公开演讲，我说到许多诺斯替教徒在耶和华试图杀死摩西这个惊人情节中所获得的愉悦。演讲结束后，我收到一些字条，要我引用这一段，这些条子是真正的高级读者递上来的。他们当然在《出埃及记》中读到这个怪异的段落，但完全忽略了过去，他们是借助也许是无意识的回避来对付无法解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