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潘国灵　杜：杜琪峰

访问日期：2006 年1 月13 日　

地点：银河映像办公室

潘：先谈谈《黑社会》（2005）吧。这出电影有很多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例如新旧交接、老中青三代、利与义，也有一种历史感，你是希望通过一个黑社会故事，来拍一部注入自己世界观的电影吗？

杜：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是创作、故事方面，另一是杜琪峰自己本身。先从后者说起吧。我拍电影，是一个从摸索、跟随至找寻自己的历程。进入电影圈拍第一部电影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电影，当时我觉得可以由电视转到电影是一个理想，到了真正拍电影，才明白导演需要的能力是相当大的，简单来说，就是导演在每一范畴都参与其中，或作出决定，例如音乐、剪接、灯光、摄影、美术、剧本、演员、主题等等。在那一霎，突然要从一个operator（操作员）式的电视导演，转到那种个人化、作品形式的电影导演，这是一种摸索。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寻找摸索，当然最后出来的效果不会是自己所想的，因为你仍是一个servicing（雇佣）的导演，要考虑商业性，听从监制意见。后来终于有机会去想自己的拍法，就是从《阿郎的故事》（1989）开始的，然而，它仍是以当时市场、商业方面作考虑，仍是市场主导，并不是作者本身。后来经历了一个大的蜕变，就是拍《审死官》（1992）、《济公》（1993）、“天若有情”系列、《东方三侠》（1993）等等；到了《无味神探》（1995），我才到达一个以自己理念为主的阶段，而不是市场主导，观众看不看，我已不理会了，自己想怎样拍就怎样拍，后来便成立了银河映像。银河映像的路线是将原创性放在第一位的，在种种的基础上拍了《非常突然》（1998）、《真心英雄》（1998）、《暗花》（1998）、《暗战》（1999）、《大只佬》（2003）、《柔道龙虎榜》（2004）等电影。我想，这是否就是我的方向呢？电影世界很阔，在不同时期，我们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如果我们继续用回《枪火》（1999）、PTU（2003) 等等的那套方法，我们会否在电影世界中停滞不前呢？即使拍得如何精彩，也会慢慢在那个世界停下。《黑社会》便是一个新的想法，就我个人来看，这是一个时机，让我们改变一下自己对电影的角度。《黑社会》我用了一个大胆一点的角度，就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但我想用这种理念去尝试。因为我觉得伟大的电影都是文学性比较高的，这就是我个人在拍摄电影阶段的转变。

创作方面，我想说一点关于“九七”回归中香港的转变和迷失，这种情况在整个地球出现的机会是极少的，香港人承受不起这么大的时代转变，在文化、经济各方面，坦白说连人的素质亦有所改变。你怎样看待以往不认同的东西，怎样去认同、去适应呢？是否抛开以前英国管治下所接受的一些西方意识形态呢？

潘：游戏规则都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