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源于风俗和习惯的德，与法一并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所不同的是，德不是强制性的，是发乎自身的内在约束力，而法则是强制性的，是外部强制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底线。显然，德的尺度要高于法，违法的必定离德，合法的未必合于德。德的门槛明显高于法。比如，见死不救者，会受到道德的审判，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国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讲求德政、德治、德礼、德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在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既然是一种社会规范，因不同的社会身分，德就细分为多种，比如医生要有医德，教师要有师德，公众要遵守社会公德。《周礼·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义、中、和。老子《道德经》，列出三德：礼、义、仁。儒家列出五常，仁、义、礼、智、信。

德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德的水准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德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需求与时代精神。比如，中国传统的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善的基础原点上，重忠崇仁，强调通过德治，达到社会和谐，体现了农耕文明内敛、节制的特征；而西方的德深受古希腊民本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重信崇智，突出法治的力量以达到平衡，显现了商业文明张扬、理性的特征。

三、何为官德

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是在权力这个大背景下的行为规范。

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修身以成圣贤之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是安身立命之道，更是历代的为官之道，它强调德行是治国的前提，也就是说，权力只有以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因此“治人”必先“修己”。

中国封建时代一向重视德治。一是 “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吏的道德评价，孙叔敖是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写的第一个人物，被尊为“循吏第一”，即奉法循理的官员。官德的标准，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在司马迁的笔下，行教、清廉、守法便是好官。在战国、秦及汉初，守法则首当其冲。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三国末年，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好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唐太宗李世民结合汉代刘向“六正六邪”之说，将好官的德行分为六类——高瞻远瞩的圣臣、扶善除恶的良臣、进贤不懈的忠臣、明察成败的智臣、廉洁奉公的贞臣、刚正不阿的直臣，以圣明、贤良、忠诚、睿智、贞洁和正直作为官德的六大内容。

德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的产物，永恒不变的伦理规律与道德教条是不存在的，但这不是割断历史的借口。作为历史范畴的官德，有一部分被继承和延续下来。比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坚定信念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又出现了许多道德楷模。比如大无大有的周恩来、坚持真理的彭德怀、一心为民的焦裕禄、敢说真话的朱镕基……他们都赋予了官德以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