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何现在又提讲官德

其一、“治国先治吏”，这是由官德的相对特殊性与重要性所决定的。官员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管理着公共资源。官员是社会的风向标，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权力的正邪走向，关系着民心向背，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200多年前，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曾说：在一个国家里，为政者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恶劣的政治道德可以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所谓官风不正，民风难改。

马克思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所不同的是，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一个称职的官员，应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福祉，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公平行事，清廉务实。而这一切都是在道德自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倘没有道德的基础与依托，权力会失控变形，政治会失去方向。

其二、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官德首当其冲。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年来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 转型期的信仰失落、价值观扭曲，使社会道德底线一再滑落——帮扶跌倒的老人反被诬告、佛山女童两次被碾压无人施救、留日学生机场刺母、女大学生网上要求被包养、北大教授婚外情遭敲诈、被包养的郭美美网上炫富等等……道德滑坡，形势严峻，社会道德良心亟需全面重建。俗话说官德不良则民德必失，对民众具有示范意义的官德，其导向作用，可四两拨千斤。道德建设，应从官员抓起。如果姑息纵容，一任官员失德，就会雪上加霜，让公众道德更加沦落，让国家无法摆脱经济发展与精神贫困的尴尬处境。

其三、官德不彰，贪腐丛生，社会信任危机突显。官德建设，历来为我党所重视，涌现出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一大批官德高尚的楷模。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德出现了滑坡：热衷做秀、枉顾民生；急功近利、钻营浮夸；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尸位素餐、不思进取；贪污腐败、骄奢淫逸。“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犯法的重要诱因，贪腐乱象丛生不绝——上海在建高楼倒塌、县煤炭局长坐拥京城70多套豪宅、铁道部运输局局长18亿美金存款、安徽宣城原副书记用MBA原理管理“情妇团队”……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一份反腐统计显示，中国贪官的胃口在2008年比2007年大了3倍。这份统计报告显示，被查干部无一“幸免”地都有受贿行为。2008年贪官们人均平均受贿884多万元，与2007年受贿平均值253万元相比，涨了3倍。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权力的滥用、资源的垄断、官德的沦落，又加剧了贫富差距，危害了社会秩序。2011年10月，北京三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场贪腐现象严重，并且呈现腐败群体化、年轻化、高官化、期权化、国际化、隐秘化等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