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当时这一有利的形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中共中央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中共中央没有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它妄图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错误地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于是，他们强调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要一致地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而日本帝国主义是“先锋队”，因而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开始激化和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这样，他们就不能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正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收复失地”、“保卫祖国”的口号，而是片面地、不切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结果，不仅使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能有效地领导全国抗日运动，而且也使党不能充分利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推动抗日运动的开展。

他们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而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律的反革命，因而不但没有采取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且拒绝各方面人士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和提议，把中间派别的抗日要求看做是欺骗，把中间派别看做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并要求党同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对当时正在东北抗日的黑龙江马占山部和上海抗日的蔡廷锴部第十九路军都采取了“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策略。他们拒绝“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认为只有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才能革命，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而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接着，他们在1932年1月9日又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出革命任务是：争取革命在湘、鄂、赣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要红军进攻几个中心城市，不承认有全国性的抗日形势，有击败蒋介石降日一派的可能。这样，党的领导在这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统治下，使组织全国性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就毫不自觉地放过了。1月间，蒋介石联合汪精卫重新上台，全国抗日运动、上海“一·二八”抗战受到了镇压和破坏。6月，蒋介石又重新组织对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首先开始了对鄂豫皖红军的进攻。这样，蒋介石就在反共的口号下，组成了反革命统一战线，维持了他的政权。有利的革命形势丧失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又暂时低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