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百万大军，由于执行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路线，虽有部分将士英勇抵抗，但多数部队在敌人面前或则一触即溃，或则望风而逃，造成抗战危局。八路军在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抗战的路线指导下，以三师之众，向北挺进，连战连捷，团结人民挽救抗战危局。两种不同的指导路线，两种不同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才能胜利，这在抗战一开始就十分明显了。

从百团大战结束后，到抗战第五周年（1941—1942年）是战略相持阶段的中期。这两年间，日、伪和蒋介石三方面都竭力企图毁灭敌后解放区，敌后军民的斗争处于空前艰苦的环境之中。日本侵略者自从百团大战后，震惊于敌后军民的伟大力量，便狂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被撤职，继任者为冈村宁次。这个日本最凶恶的杀人魔王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提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口号，企图把华北变成日本法西斯进行世界大战的后方基地。（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战犯冈村宁次，自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奉为上宾，聘为南京政府的“戡乱顾问”，并公然于1949年1月26日，由蒋介石的伪南京政府法庭判处“无罪”，31日由美舰护送其回国。）

在“治安强化运动”之下，日军将华北划为三种地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和“非治安区”（解放区），对各区施以不同的政策。对“治安区”（敌占区），以“清乡”为主，承袭蒋介石所遗下来的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发展伪政权，用“圈村”办法进行大编乡，加强特务情报活动，肃清内部“不稳分子”，掠夺粮食物资，掠夺资源，倾销毒品，滥发伪币，加强奴化教育，强迫中小学普遍读日语，歪曲中国历史，散发法西斯宣传品，宣传“大东亚新秩序”、“皇军圣战”、“赫赫战果”、“剿灭共匪”、“明朗华北”，放演诲淫诲盗的戏剧、电影，宣传“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谬论，企图消灭人民民族思想，以巩固其占领，强化其统治。

对“准治安区”（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头”、“维持”，以惨无人道的办法制造“无人区”，把游击区人民赶进敌占区里，把游击区村庄平毁，使抗日力量不能在游击区活动，并在这些地区广修封锁沟和碉堡岗楼，防止八路军深入活动。对“非治安区”（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企图以此在解放区人民中制造严重的物质困难与失败情绪。在“扫荡”失败退却时甚至散布细菌毒害人民。在战术上，则有所谓“分进合击”、“牛刀子战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名目。“清乡”、“蚕食”和“扫荡”三者又密切配合，总的目的是要摧毁解放区，消灭八路军，以便“确保华北”。敌人对华中解放区所施用的政策也大体与此相同。

在1941年、1942年，敌人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每次兵力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共83.39万人，较前两年增加一倍。“扫荡”的性质越来越凶，叫嚣所谓“毁灭扫荡”，每次时间有延长到三四个月的。在“扫荡”中，日、伪军铁蹄所至，人畜、财物、房产一扫而光，许多村庄变为废墟。杀人之惨，亘古未有。日军又继续强化“囚笼政策”，在其控制的铁路公路两侧，普遍地修筑封锁沟、封锁墙，沟宽和墙高都是一丈五尺至两丈左右，并加铁丝网；铁路两边的沟和墙，最多的增加到七条。同时控制河流，在大河两岸修筑碉堡，河里用汽艇往来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