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县有县界沟，乡有乡界沟。这些办法都为了分割缩小我解放区，企图把我解放区分裂成一个个小块，渐渐压缩包围，束缚我军的机动，使我军不能生存。1942年10月敌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夸耀地说：“华北堡垒已新筑成者七千七百余个，遮断壕也修成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六倍，地球外围的四分之一。”其工程所耗之巨，奴役民众之苦，是骇人听闻的。所有这些堡垒和路沟都是拆老百姓的房屋木料，毁老百姓的田园禾稼，强迫老百姓劳役而筑成的。被拉去的老百姓，稍有怠慢，即用皮鞭抽打，或用酷刑致死。

蒋介石坐在峨眉山上观战，其部下加入伪军搞“曲线救国”配合着日军的全力“扫荡”敌后，国民党顽固派也专心准备反共力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从相持阶段以来，蒋介石就缩在峨眉山上，“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国民党对日军的政策是单纯招架和“观战”，把大部分军队藏在四川一带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任大好河山继续不断地丢失。1941年4月，国民党军继续弃绍兴、宁波、奉化、瑞安、福州不守，到1942年6月，继续又丢弃抚州、衢州、上饶。7月，浙赣间国民党军在日军攻击下大崩溃，浙赣铁路全线及温州相继弃守。开到敌后晋南中条山的一二十万国民党军，也于1941年5月里，一经敌人围攻，即土崩瓦解，被俘者竟达10万人，自动投敌的有师长公秉藩等两三万人。原来开到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约有100万人（华北80万，华中20万），但是，在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专事反共摩擦破坏解放区的反动政策指导下，经不起敌人一击，经过浙赣、中条山等几次战役，就纷纷崩溃和投降殆尽，证明了反人民的军队在敌后是站不住脚的。

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指使一部分军队投敌，变成伪军，到解放区进行“三光”扫荡。蒋介石在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觉得公开反共会遭受各方反对，就变换方式，以“曲线救国”的欺骗宣传，指使其一部分军队投敌，以“皇协军”面目与日军联合反共反人民，并且和汪精卫密切勾结串通。1941年2月13日，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五个司令八个支队共四万人投敌。3月，有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杨仲华、新编第五军副军长刘月亭率所部投敌。6月，又有国民党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率部投敌。1942年2月，国民党的骑兵第一军赵瑞、杨诚两个师也在晋西投敌。4月，国民党二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孙良诚率师长三名、旅长三名、纵队司令两名在鲁西投敌。由于国民党将官大量率部投敌，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使伪军大为发展。根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前后有18批将领投敌，军队有50多万，单是将校以上高级军官投敌的就有70多名，抗战以来国民党党政要员投敌的有60多名。1943年4、5月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和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敌。他们投敌后，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及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机关的人员保持着经常的联络，接受蒋介石的反共命令（这些命令已于1947年孙殿英被我军活捉时缴获）。在庞炳勋投降敌人发表叛国宣言、并被日本同盟社公布于世后，国民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还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称颂庞为“谋国忠诚”的人物。

国民党顽固派之所以让这些人投降当伪军，并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当时反对共产党和屠杀解放区人民，而且含有深远的阴谋，即准备在盟国和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后，当日本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的反共战争。这就是所谓“曲线救国”政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