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友人常劝我，尤其是唐端正及夏仁山诸学长多次敦促我把钱师讲过的课堂笔记整理出来，好让大家都可以阅读。由于当年其他同学听了钱师的课，虽然也有做笔记的，但不够详细。主要是因为钱师的家乡口音，有部分听不明，或者做笔记不够快速，我则是用自创草书，笔录较快，且能完全听懂其无锡国语。首先使我想到的便是钱师1955年至1956年讲的“中国文学史”。为什么呢？我虽首读哲学教育系，读新亚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是《孟荀教育思想比较》，但研究所毕业后，我留校担任助理研究员，钱师指导我研究中国古代散文多年，直至1963年钱师辞职前一年。我又在新亚加入中文大学后重读了一个主修中国历史的荣誉文学士，后来经钱师向罗忼烈师多次口头及书信推荐关说，终于能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都是主修中国古典文学。更凑巧的是，当我获得博士学位不久，香港佛教僧伽会的会长宝灯法师邀请我担任能仁学院（此校在台北教育部门立案）院长并兼哲学及中国文史两研究所所长。但当时台北教育部门规定，副教授可担任代院长，正教授才可任院长。我虽在新亚教过大一国文七年，但只是一个兼任讲师，后来在1972年至1974年担任岭南书院中文系专任讲师兼助理训导长时，仍未得到副教授资格，于是港大的两个高级学位正好派上了用场，我先是用港大博士论文，经台北教育部门审查获通过得副教授资格。因副教授只能做代院长，又由于我的大专服务年资已足够，于是我再将尚未公开发表的硕士论文《王安石诗研究》送台北教育部门申请升等，当然并不说明这是港大的硕士论文，否则只能申请担任大专的讲师职位。更奇妙的是，经严格审查通过获升正教授，使我担任了名正言顺的院长。这里得感谢罗忼烈师对我攻读硕士的悉心指导，并妥善安排我攻读港大博士学位，终于顺利完成，使我难忘师恩。

在能仁书院担任院长及兼任所长时期，我同时在大专部及文史与哲学两所都兼了课，这也不能说是滥竽充数，因为我读获的五个学位包含了文、史、哲三方面。先是在新亚及研究所读主修中国哲学的学士和硕士，继又读获中文大学的荣誉文学士，主修的是中国历史，后又获得香港大学的硕士和博士，都是主修中国文学。

由于上述因缘，我先整理钱师的“中国文学史”讲稿会轻松些。当我读到这本笔记本第一篇“绪论”的最后两行字时，内心感到十分高兴，钱师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