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欠我们一本“理想”的文学史

钱穆学问淹博，是近代以来少有的。先生为人质朴清晰，做学问简单直截抓要害，他当时对学生的忠告，现在想来也大有裨益：学术应该讲知识而不能用意见；意见可以问人，但思想不要问人；只讲意见不讲知识是错误的；一个人的本领与长处要自己去发现，但不要表现。

读文学史，先要通文学才好。

文学史这一门课在西方亦是近代才产生，较中国早些，但仍是一门后起学问。中国至今尚无一本好的文学史。中国有别的史，有通史、文化史、经济史及社会史等，可以说，都尚未有好的教本。如今有的只是参考材料而已。

史是应该有生命的，如讲文学史，必须从其内部找出很多问题。现在连通史的普遍性问题亦不普遍存在，今日只有共同的意见，而无共同的问题。我在一年来是提出了一些共同的问题，至少可作为将来研究问题中心的研究之用，答案固属私人，但此类问题应承认其有。

当复习时，我们不必注意材料，而应注重答案与问题以及讲的重心。因材料在各处都可找到。讲到人文科学，可说中国的材料最为完备。“中国文学史”是中国人比日本人还写得迟，至于社会史、经济史亦然。因日本人同时读中国与西洋的，而中国人却只读西洋的，而忽略了自身的。但日本对其本国却无可研究，所以研究中国的。

中国人如果将来要在学术上有地位，必须要懂得三方面，便是中文的、西洋英文的以及参考日文。

今日代表汉学的反而是日本了，因为西方人只知道日本重视汉学。事实上，日本确实是重视研究汉学。

王国维撰写的《宋元戏曲考》，只写到元代，元以下则未有。故日本续下去讲元代以后的。

鲁迅曾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小说史”，顾颉刚说，鲁迅讲的材料是参考日本的。后来顾颉刚为鲁迅所痛恨，即此一点，我们在中国人文科学方面也有不如日本的。这实在令人感到惭愧。不过，关于中国的诗、赋与散文，却是日本人所不敢讲的。

讲中国文学史，论到文集之完备，自《诗经》起，历三千年，自《楚辞》起，历两千三百年左右，材料充足，且每一部集的注释有多至一二百种的，又有批评，如诗话、词话、曲话等极多，即文学批评的书亦很多，又对作者及作品的考订极详细。可以说，古人为我们做的工作极多，材料均预备好了。

现在我们不去整理古人给我们准备好的材料，日本人实在勤奋，他们在努力整理。

今日日本人的商业道德亦很好，这是民族的美德，因此会富强。

又如，住在日本皇宫的皇族人士亦想学中国的园林艺术，由京都大学的教授们陪同去玩去看，但原来教授们此前并没有去玩过，可见有书呆子的精神，连附近都没有去玩过，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材料极多，主要的是看法与观点如何。日本人的缺点是他们还没有独立的精神，只是跟着别人的意见走。

日本对西方文化的重视，是英文不重讲而重看，重阅读研究。

大学教授代表学术地位，外交官代表国家。故对外国文并不需要讲得好。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化亦只是跟着走，并不具备独立精神，如中国五四运动时的疑古，又如讲“左”倾的马克思哲学，都是跟着我们中国走，且很少超过我们，日本没有灵魂，并不起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