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莫教授批评“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比如说到《左传》只有寥寥百言，对晁错的《论积贮疏》倒大谈特谈”，笔者以为这可能是钱先生惯常的做法，“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已。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编撰者应该有独到的文学见解、文学偏好，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正如钱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般，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根据我听过钱先生讲的多门课，他事先都备课，而且上课时都是根据记录的卡片来讲述的，却也不能肯定钱先生是否临时会加添几句。

至于近代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先生对《深圳商报》记者谈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时，他说：“肯定是钱穆个性化的文学史，即体现钱先生独立不移的文化理念与审美趣味的文学史。国内以往数十年所出的文学史教科书，缺失的恰恰是个性，恰恰是个人视角、个人立场、个人审美判断力的阙如。”刘再复先生又说：“很怕阅读国内出版的文学史教科书，因为它太多雷同，太多重复，其复制性、抄袭性、意识形态性均极明显。编写没有个性的所谓‘平稳’的教科书，算不上‘文学研究’，它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作为教材，还须要顾及‘学术价值’，不能一味追求高深的学术价值，像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否适合作为普通性教材，恐怕也未必。知道钱先生的儒家情结是一以贯之的，但也知道，多读一些钱先生的书，就多一分清醒剂，既可避免激进，也可避免轻浮，我希望叶龙先生的整理稿能引发千百万读书人的思索。”刘再复是一位直心肠的人，实话实说。据我如实的笔录，钱先生所讲并不高深，只是他个人的视角和立场，只是他个人的审美力。我们尽可以多读几种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然后就个人性之所近而决定喜好。正如有教授提出的，凡有兴趣有能力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尽可能各自写其文学史，大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晓明教授所说：“文学史叙述要有个人态度。”

综上所述，上述教授们都是主张凡有兴趣有能力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都可凭自己的个性喜好来撰写。钱先生开讲“中国文学史”这门课是在1955年，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那时候，写得比较像样的也只有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其余多是写的断代史或文学专史，如文学中的戏剧史、小说史一类，写整套的多比较粗糙，所以钱先生提出还未出现理想的文学史，实有待后人的寻求与创造。由于难于创造理想的文学史，故有待有兴趣有能力者共同来创造，各人自可发挥其各人的见解。

大家亦可从《深圳商报》所刊出的上述学者所提出的共同意见看出，要写出一本十全十美的“中国文学史”实无可能，但人人均可写出其各人不同的见解与看法。这也就是钱先生所说的，有待今后的学者们一齐共同来寻求与创造。钱先生自己在此讲稿中提出了一些大问题，值得大家来讨论，也确实提出了他个人对中国文学史的一些看法与见解，供吾人参考。记录如有疏误，则文责当由笔者自负，祈高明不吝指正。

叶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