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教授这一批驳，拟在此解释几句：钱先生治学，从来不讲门户派别，对所有学者都是持尊重友好的态度。他在讲文学史时提到的“黄侃先生的一学生”也并没有指名道姓，黄侃先生的大弟子潘重规教授也在香港新亚书院担任中文系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钱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提到，他也曾以请教的态度，去拜访过黄侃先生的师尊章太炎先生。可惜当时没有问钱先生有何根据，但绝无贬低“黄侃先生一学生”是可以肯定的。钱先生的名著《国史大纲》出版，曾请多位史学教授校正疏失，以显出其治学的谦让的风度。至于谈到1927年鲁迅所讲曹操的大作《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已称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说是笔者“特为拈出来表彰的钱师近代最早的发现者”不妨解释一下，其实，我记录时并无此意。而是钱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谈到他于民国十一年秋到厦门集美学校高中部师范部执教三年级同届毕业之两班国文至于莫教授批评“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比如说到《左传》只有寥寥百言，对晁错的《论积贮疏》倒大谈特谈”，笔者以为这可能是钱先生惯常的做法，“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已。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编撰者应该有独到的文学见解、文学偏好，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正如钱先生的《中国经济史》般，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根据我听过钱先生讲的多门课，他事先都备课，而且上课时都是根据记录的卡片来讲述的，却也不能肯定钱先生是否临时会加添几句。

至于近代著名人文学者刘再复先生对《深圳商报》记者谈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时，他说：“肯定是钱穆个性化的文学史，即体现钱先生独立不移的文化理念与审美趣味的文学史。国内以往数十年所出的文学史教科书，缺失的恰恰是个性，恰恰是个人视角、个人立场、个人审美判断力的阙如。”

刘再复先生又说：“很怕阅读国内出版的文学史教科书，因为它太多雷同，太多重复，其复制性、抄袭性、意识形态性均极明显。编写没有个性的所谓‘平稳’的教科书，算不上‘文学研究’，它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作为教材，还须要顾及‘学术价值’，不能一味追求高深的学术价值，像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否适合作为普通性教课时，钱先生自述道：“翌日，即上课，同授曹操《述志令》一文。时余方治中国文学史有所得。认为汉末建安时，乃古今文体一大变，不仅五言诗在此时兴起，即散文为体亦与前大异。而曹氏父子三人，对此方面有大贡献。惟曹氏此文，不仅不见于文献，即陈寿《三国志》并不录，仅见裴松之注中。故首加选讲……余之首讲曹氏此文，正在当时文学上新旧两派争持之间。而曹操为人，而同学间亦初不知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如此一特殊地位。故两班学生骤聆余课，皆深表欣服。”按照莫砺锋教授所讲，鲁迅讲及“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时，是在公元1927年，而钱先生则是民国十一年，亦即是公元1922年所讲，乃早于鲁迅所讲五年。可见这确是钱先生治中国文学史有新得。（钱先生此文刊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于1983年出版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一百〇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