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陈平原教授认为“著述与讲稿体例不同；经本人修订的记录稿，与未经本人审定的听课记录，更是有很大的差异”，这点笔者非常同意。记得早年笔者曾整理钱先生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此稿经钱先生修订后出版，其中有删改润饰，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可惜这本中国文学史稿，已无法请钱先生亲自修订了，实为憾事。陈教授主张“文学史应该是个性化的”，并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先生这样的“自作主张”，陈教授可说是钱先生的知音。

接着，《深圳商报》刊出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的意见，他认为：“理想的文学史本质上不存在，因为历史研究以寻求共性为目的，文学的价值却表现于他人的独特性。”

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则提出：“就像钱穆先生，他按照他的思路去写文学史，当然是好事，也无所谓重写的问题。在学术界，如果自觉有能力有体悟，我可以写文学史，他也可以写文学史。这本来是自然现象，应该是鼓励的。”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认为：“编撰文学应该强调个性化，编撰者应该有独到的文学见解、文学偏好，甚至有独特的理论话语，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特的描述……钱穆先生当年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那时候除了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个人特色，其他文学史还都比较粗糙，后来才慢慢出现了全国统编的权威教材，所以钱穆先生所说的也是事实。至于说到理想的文学史，是永远不会有的。”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由于对钱先生的文学史见解颇感兴趣，因此《商报》记者访问时他说：“一百年来，德国出了十几本中国文学史，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外，可能没有其他国家会有这么多中国文学史。”当《深圳商报》记者魏沛娜小姐问他“此次由钱穆弟子叶龙整理而成首次面世的钱穆《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极富个人化色彩的文学史。你对这种颇具个性化的文学史都著又有什么看法”时，顾彬教授回答是：“所有的文学史应该是个人的。作者需要他个人的标准、观点、方法。太多文学史意思分歧不太大，原因是学者没有，还是不敢有他独特的立场。我不管人家的立场是对的还是错的，我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些新的值得讨论的认识和心得。”

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教授，据《商报》记者刘悠扬小姐的报道，他还是一位唐宋文学研究专家，他也看了这篇“中国文学史”记录稿，他的评述也是正面的。莫教授说：“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但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敬畏、热爱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而且前辈学人文史兼通，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他的这些观念，我完全同意。”莫教授也提到：

“五四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贬低，如胡适的白话主流论、1949年以后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再到阶级斗争主流论、儒法斗争主流论，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歪曲得不成体统，文学传统受到彻底颠覆。”这番意思和钱先生的意见如出一辄。当莫教授提到“黄侃先生的一学生为《文心雕龙》作一注说：《苏李何梁赠答诗》与《古诗十九首》均为西汉时所作。此说甚谬”时，莫教授批驳道：“其实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对这个问题广征博引，且加按语说‘苏李真伪，实难确断，惟存而不议，庶寡尤悔耳。’何曾说是‘均为西汉时所作’？至于记录者特为拈出来表彰的钱师近代最早的发现者，比如肯定曹操的文学成就，其实鲁迅早在1927年就作过《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的著名演讲，已称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全书的主次轻重也不够妥当，比如说到《左传》只有寥寥百言，对晁错的《论积贮疏》倒大谈特谈。不过我还没有读到整理出版的全书，只有零星的意见。”